第3章 东北往事1999
1999年的东北，空气里弥漫着世纪末特有的惶惑与躁动。工厂倒闭的传闻像冬天的寒风一样刮过每个屯子，男人们蹲在墙角抽烟，女人们凑在一起窃窃私语。而那一年最让人心头发紧的，是“拍花子”的传闻——有人说闻了迷药，孩子就跟着走了；有人说拍一下肩膀，人就迷糊了。镇上的电线杆贴满寻人启事，黑白照片上的孩子睁着茫然的眼睛，看久了让人脊背发凉。
我们屯子窝在山坳里，几十户人家，一条土路通向外面的世界。王爷爷家在最东头，三间老屋，一个院子，院里那棵老槐树比屯子里任何人的年纪都大。王爷爷八十五了，腰板还直，只是耳朵背，说话要对着他耳朵喊。他总坐在槐树下的石墩上，手里摩挲一块光滑的鹅卵石，一看就是半天。
黎黎是他带大的。
我第一次见黎黎，是六岁那年冬天。雪下得铺天盖地，我和几个孩子在打雪仗，看见王爷爷牵着一个女孩从镇卫生院方向回来。女孩裹在厚厚的棉袄里，只露出一张小脸——就是那张脸，让所有孩子都停了手。雪一样白的皮肤，眼睛大得惊人，睫毛又长又密，在眼睑下投出小小的阴影。她不像屯子里任何一个孩子，倒像年画上走下来的娃娃。
“王爷爷，这是谁呀？”有孩子问。
“我孙女，黎黎。”王爷爷说，声音在风雪里显得很远。
黎黎躲到王爷爷身后，只露出一只眼睛看我们。那只眼睛是浅褐色的，在雪光下像琥珀。
后来我们知道，黎黎的父母在她三岁时离婚了。母亲改嫁去了南方，父亲——那个叫王建军的男人——把女儿扔给老父亲，自己消失在外面的世界里。屯里老人说，黎黎的母亲当年是镇上剧团的台柱子，唱青衣的，有一把好嗓子，模样更是百里挑一。黎黎继承了她的眼睛，和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让人看了就移不开眼的风致。
只是这风致，在东北的屯子里，显得格格不入。
孩子们起初好奇，围着黎黎问东问西。黎黎不说话，只是摇头或点头。有调皮男孩扯她辫子，她也不哭，就那么静静看着对方，看得人心里发毛。渐渐地，没人敢惹她了。她像屯子边缘的一株野生植物，自顾自地生长，不理会风雨，也不理会目光。
王爷爷宠她，宠得毫无原则。黎黎要星星，他不敢给月亮。家里穷，一年吃不上几回肉，但只要卖草药攒下点钱，王爷爷一定去镇上割一刀肉，全给黎黎包饺子。黎黎挑食，不吃肥肉，王爷爷就用筷子一点一点把肥肉剔掉，把瘦的夹到她碗里。
“丫头，多吃点，长个儿。”他总是这么说。
黎黎确实长个儿了，像春天的柳条抽条，转眼就到了十五六岁。那时她已经不用再躲躲藏藏——美丽成了她的盾牌，也成了她的枷锁。屯子里的男孩开始在她家附近晃悠，吹口哨的，扔石头的，写情书的。黎黎一律不理，放学就回家，关上门，和王爷爷在灯下吃饭、说话、听收音机。
收音机是王爷爷的宝贝，一台老“红灯”牌，天线拉得老长。晚饭后，祖孙俩就坐在炕上，听单田芳的评书，听天气预报，偶尔能收到遥远的电台，放些咿咿呀呀的戏曲。黎黎会跟着哼，哼得跑调，王爷爷就笑，笑得咳嗽，黎黎赶紧给他捶背。
那样的夜晚，老屋的灯光昏黄温暖，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糊着旧报纸的墙上，像一个摇摇晃晃的皮影戏。
变故来得突然。1998年深秋，王爷爷咳嗽加重，咳出血来。镇卫生院说是老毛病，开点药打发回来。拖到冬天，人就不行了。临终前，他攥着黎黎的手，手背上青筋暴起，像老槐树的根。
“黎黎……找你爸……他再不是东西……也是你爸……”
黎黎点头，眼泪砸在老人手上。
“别信那些花言巧语的人……特别是……特别是女人……”
这句话没头没尾，黎黎当时没懂。
王爷爷的葬礼简单。屯里人都来了，摆了几桌流水席，唢呐吹得凄厉。就在棺材要下葬时，一辆红色桑塔纳歪歪扭扭开进屯子，在土路上扬起一溜烟尘。
车门打开，先伸出一只脚，红色高跟鞋，鞋跟细得像钉子。然后是一条裹在黑色皮裤里的腿，再然后，整个人钻出来。
是个女人。三十多岁，也许四十，看不出年纪。烫着大波浪，酒红色，在灰扑扑的屯子里扎眼得像一滩血。她穿一件紧身黑毛衣，外面套着貂皮短袄——真正的貂皮，毛针在阳光下闪着油亮的光。腰细得不盈一握，走起路来左右摇摆，真像一条水蛇。
屯里人都停了筷子，直勾勾盯着。有老人啐了一口：“狐狸精。”
女人径直走到灵前，也不上香，就那么站着，看着棺材。然后她转身，目光在人群里扫了一圈，落在黎黎身上。
黎黎穿着孝服，头上戴着白花，站在最前面。十九岁的她，已经褪去少女的青涩，像一朵开到极致的花——皮肤还是那么白，在白衣衬托下几乎透明；眼睛更大了，哭过之后泛着红，反而添了几分说不清的媚；身段完全长开了，棉布孝服下起伏的曲线，藏都藏不住。
女人盯着黎黎看了足足一分钟，然后笑了。那笑容很复杂，有审视，有估量，还有一种黎黎看不懂的东西，像屠夫看牲口。
“你是黎黎？”女人开口，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烟味。
黎黎点头。
“我是你爸的朋友。”女人说，从精致的手包里掏出一支烟，点上，深吸一口，烟从涂着猩红口红的唇间缓缓吐出，“建军托我来看看。节哀。”
她没说“你爸”，说“建军”。那语气，那姿态，像在说一个老相好。
黎黎没说话。她看着这个女人，看着她的红唇，她的细腰，她身上那股廉价香水也盖不住的、混杂着烟酒和脂粉的气味。心里突然一阵恶心。
女人又看了她一会儿，从手包里掏出一个信封，厚厚的。
“拿着。你爷爷没了，以后有什么难处，找我。”她把信封塞到黎黎手里，手指冰凉，涂着同样猩红的指甲油。
然后她转身，扭着腰走了。红色高跟鞋在土路上踩出一串小坑。桑塔纳绝尘而去，留下满地烟尘，和屯里人复杂的目光。
那天晚上，黎黎拆开信封。里面是五千块钱，崭新的一沓，用白纸条捆着。还有一张名片，粉红色，印着一行字：
“夜来香歌舞厅莉莉安经理”
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个电话号码。
黎黎盯着那张名片看了很久，然后划了根火柴，把它烧了。粉红色的纸在火焰里卷曲、变黑，最后成了一小撮灰。但五千块钱留下了——她需要钱。王爷爷的医药费、葬礼费，欠了一屁股债。
日子还得过。黎黎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老屋空荡荡的，说话都有回声。她学着做饭，饭不是糊了就是夹生；学着挑水，扁担压得肩膀红肿；学着应对屯里不怀好意的目光，和半夜敲门的醉汉。有几次，她摸到枕头下的剪刀，冰凉的铁，让她稍微安心。
春天，债主上门。是镇上的刘瘸子，放高利贷的。他带着两个混混，堵在黎黎家门口。
“丫头，你爷爷欠我三千，利滚利，现在五千。什么时候还？”
黎黎攥着衣角：“我没钱。”
“没钱？”刘瘸子笑，露出一口黄牙，“没钱有人也行。你跟了我，债一笔勾销，以后吃香喝辣。”
他伸手要摸黎黎的脸。黎黎后退一步，抄起门边的铁锹。
“滚。”
声音不大，但冷得像冰。
刘瘸子愣了愣，然后笑了：“行，有脾气。我给你三天。三天后不还钱，别怪我不客气。”
他们走了。黎黎关上门，背靠着门板滑坐在地上。地上很凉，但她没感觉。脑子里空空的，只有一个念头：五千块，三天，去哪弄？
她想到了那个信封。想到了那个女人。想到了那张烧掉的名片。
可她还记得名片背面的电话号码。很奇怪，明明只看了一眼，那串数字就刻在了脑子里。
第二天，黎黎走了十里路到镇上，在唯一的公用电话亭前徘徊了很久。最后，她投进硬币，拨了那个号码。
“喂？”是那个沙哑的女声。
“我……我是黎黎。王建军的女儿。”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笑了：“想通了？”
“我需要钱。”
“多少？”
“五千。”
“今晚八点，镇东头‘夜来香’，我等你。”
电话挂了。黎黎握着听筒，里面传来嘟嘟的忙音。她抬头看天，春天了，天很蓝，云很白。有燕子飞过，叽叽喳喳。
那天晚上，黎黎穿上最好的一件衣服——还是王爷爷生前给她买的，水红色的确良衬衫，已经洗得发白。她对着缺了一角的镜子梳头，梳了很久，直到头发光滑得像缎子。
“夜来香”在镇东头，一栋二层小楼，霓虹灯闪烁，映得半条街都是暧昧的粉红色。黎黎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能听见里面传出的歌声，邓丽君的《甜蜜蜜》，软绵绵的，像化了的糖。
门开了，莉莉安站在里面。她今天穿一件黑色亮片裙，裙摆短到大腿根，灯光下闪闪发亮，像裹了一身碎玻璃。
“进来。”她说。
黎黎走进去。里面很暗，弥漫着烟味、酒味、香水味。沙发上坐了几个男人，穿着西装或花衬衫，都在看她。目光黏腻腻的，像蜘蛛网。
莉莉安带她到吧台，倒了一杯橙黄色的液体。
“喝。”
黎黎摇头。
“不喝就别想借钱。”莉莉安点燃一支烟，“这是规矩。”
黎黎端起杯子，一饮而尽。液体很辣，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她剧烈咳嗽，眼泪都出来了。
莉莉安笑了，拍她的背：“第一次都这样。以后就好了。”
以后。黎黎想，我还有以后吗？
那晚，莉莉安没让她“陪老板”，只是让她坐在角落，看。看那些穿着暴露的女孩如何周旋在男人中间，娇笑，劝酒，被摸大腿，被搂腰。看莉莉安如何游刃有余地应酬，像一条真正的蛇，滑腻，冰冷，一击致命。
凌晨两点，曲终人散。莉莉安点着钞票，厚厚一沓。她抽出五张，递给黎黎。
“这是今天的‘学费’。明天继续来。”
黎黎盯着那五百块钱。王爷爷要卖半年草药才能挣到这么多。
“五千块，我十天就能还清。”莉莉安吐着烟圈，“但你还了刘瘸子，还有张瘸子、李瘸子。这世道，女人的债永远还不完。除非……”
“除非什么？”
莉莉安凑近，烟味扑鼻：“除非你变得比他们更有钱，更有势。而最快的方法，就是让有势的男人喜欢你。”
她伸出手，涂着猩红指甲油的手指挑起黎黎的下巴，仔细端详：“你有这个本钱。比我当年强。”
黎黎没躲。她看着莉莉安的眼睛，在那双眼睛里，她看到了贪婪，算计，还有一丝很淡很淡的、几乎看不见的悲悯。
“我需要钱。”她又说了一遍。
莉莉安笑了：“这就对了
走出“夜来香”，天还没亮。黎黎走在空旷的街上，高跟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那五百块钱在口袋里，沉甸甸的，像一块石头。
她想起王爷爷临终的话：“别信那些花言巧语的人……特别是……特别是女人……”
“对不起，爷爷。”她低声说，“我没有别的路了。”
风很冷，黎黎抱紧双臂。远处传来鸡叫声，天边泛起鱼肚白。新的一天要开始了，可她的天，好像再也亮不起来了。
回到屯子时，天已大亮。有早起下地的农人看见她，眼神怪异。黎黎目不斜视，径直走回家，关上门。
她脱下高跟鞋——莉莉安给的，鞋跟太高，脚后跟磨出了水泡。她打来一盆热水，把脚泡进去。热水刺激伤口，疼得她倒吸一口凉气。
泡着脚，她看着这间老屋。墙壁被烟熏得发黄，糊墙的报纸已经翘边，上面是十年前的新闻。王爷爷的遗像挂在正中央，相框擦得很干净，老人微微笑着，眼睛看着前方，看着黎黎。
“爷爷，”黎黎对着遗像说，“我要做坏女人了。”
照片里的王爷爷还在笑，宽容的，慈悲的，像在说：无论你做什么，爷爷都爱你。
黎黎的眼泪终于掉下来，砸进洗脚盆里，溅起小小的水花。
那天起，黎黎成了“夜来香”的莉莉。莉莉安给她起的名，说“黎黎”太土，配不上那张脸。
莉莉安教她化妆，教她穿衣服，教她喝酒，教她笑，教她如何在男人怀里保持若即若离的姿态，教她如何从男人口袋里掏出钱而不让他们占到实质便宜——至少一开始不能。
“吊着，懂吗？像钓鱼，饵要给，但不能一次给完。”莉莉安吐着烟圈说。
黎黎学得很快。她本来聪明，又肯用心，很快就成了“夜来香”最红的姑娘。男人们为她一掷千金，就为听她唱首歌，陪她喝杯酒。她唱《甜蜜蜜》，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声音清亮，眼神却冷，像雪地里的月光，看得人心里发痒，又不敢轻易靠近。
她挣了很多钱，还清了刘瘸子的债，还翻修了老屋，换了新家具，买了电视机——屯子里第一台彩色电视机。屯里人看她的眼神更复杂了，有鄙夷，有嫉妒，更多的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暧昧。女人们不让自家男人靠近她，却在背后议论她的衣服、她的首饰、她越来越浓的妆。
黎黎不在乎。她白天睡觉，晚上去“夜来香”，像一株只在夜晚开放的花。偶尔，她会站在镜子前，看着里面那个浓妆艳抹的女人，觉得陌生。那个皮肤雪白、眼睛清澈的黎黎去哪了？那个在雪地里被王爷爷牵着的小女孩去哪了？
但很快，她就不想了。想多了，会疼。
1999年秋天，一个外地老板看上了黎黎。姓陈，做煤矿生意的，四十多岁，秃顶，肚子像怀了七个月。他出手阔绰，包了黎黎一个月，带她去哈尔滨，住最好的酒店，买最贵的衣服。黎黎陪他吃饭，陪他唱歌，陪他逛街，但不过夜。这是莉莉安教她的底线，也是她给自己留的最后一点尊严。
陈老板不勉强，反而觉得有趣。“小丫头，有性格。”他摸着她的手说，“跟我吧，做我的三儿，保你吃穿不愁。”
黎黎笑，不说话。那种笑也是莉莉安教的，嘴角上扬，眼睛弯起，但眼里没温度。
从哈尔滨回来那天，屯子里出了大事。东头老李家的孙子丢了，六岁的男孩，下午还在门口玩泥巴，晚上就不见了。屯里人举着手电找了一夜，只找到孩子的一只鞋，丢在去镇上的路边。
“拍花子！一定是拍花子！”老李媳妇哭晕过去几次。
派出所来了人，问了几句，做了笔录，走了。这种案子太多，管不过来。
那晚，黎黎没去“夜来香”。她坐在老槐树下，看着满天的星星。东北秋天的夜空特别高，星星特别亮，像撒了一把碎钻。
她想起小时候，王爷爷抱着她看星星，说：“每颗星星都是一个人。人死了，就变成星星，在天上看着地上的人。”
“爷爷，你现在是哪颗星星？”她轻声问。
没有回答。只有风吹过槐树叶，沙沙响。
第二天，黎黎去了镇上派出所。接待她的民警很年轻，看她一眼，眼神里带着审视。
“我要报案。”黎黎说。
“报什么案？”
“我知道谁在拐孩子。”
民警坐直了身体：“谁？”
黎黎报了一个名字。是“夜来香”的常客，一个叫“疤脸”的男人，脸上有道刀疤，从眉骨到嘴角。他总是一个人喝酒，眼睛像鹰一样扫视全场。有几次，黎黎看见他和小混混在角落里低声说话，提到“货”“出手”之类的词。还有一次，他喝醉了，拉着黎黎的手说：“你这模样，要是卖到南边，能挣这个数。”他伸出五根手指。
民警记录着，眉头越皱越紧。
“你有证据吗？”
“没有。”黎黎说，“但我听见他打电话，说今晚在老火车站接货。”
民警盯着她看了几秒，然后拿起电话。
那天晚上，警方在老火车站蹲守，抓住了“疤脸”和两个同伙，还有三个被拐的孩子，其中就有老李家的孙子。孩子被喂了安眠药，昏睡着，像三个破布娃娃。
案子破了，屯子里炸开了锅。老李一家跪在黎黎家门口磕头，额头上都是血。黎黎没开门，隔着门板说：“孩子回来就好。”
但消息还是传开了。人们知道是黎黎报的案，看她的眼神又变了。那些鄙夷淡了些，多了几分复杂。有老人说：“这丫头，心里还有杆秤。”
只有黎黎自己知道，她做这件事，不是因为正义，也不是因为善良。只是因为那天晚上，看着老槐树，看着星星，她突然想起王爷爷的话：“丫头，做人要有底线。再难，底线不能丢。”
她的底线早就千疮百孔，但至少，还没完全消失。
这件事后，黎黎在“夜来香”待不下去了。“疤脸”的同伙扬言要报复，莉莉安也劝她：“你得罪了人，这行干不了了。走吧，去南边，那边机会多。”
黎黎摇头。她不想去南边，不想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她累了，真的累了。
冬天，第一场雪落下时，黎黎关掉了手机，拔掉了电话线。她把自己关在老屋里，像冬眠的动物。偶尔出门，也只是去镇上买点日用品，素面朝天，穿着最普通的羽绒服，混在人群里，没人会多看她一眼。
屯子里关于她的议论渐渐少了，被新的谈资取代——谁家儿子考上了大学，谁家闺女嫁到了城里，谁家在山上挖到了人参。只有老槐树记得，记得那个雪白皮肤、琥珀色眼睛的女孩，记得她在树下看星星的样子。
开春，黎黎卖掉了老屋，卖掉了电视机，卖掉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她把钱分成三份，一份捐给了镇上的孤儿院，一份留给自己，一份装进信封，寄给了莉莉安——连本带利还了那五千块钱，还有“学费”。
信封里没有信，只有钱。有些债，用钱能还；有些债，还不清。
离开那天，黎黎起了个大早。天还没亮，她收拾了一个小背包，几件换洗衣服，一些日用品，还有王爷爷的遗像，用布仔细包好。她锁上门，把钥匙塞进门缝——这房子，连同里面的记忆，她都不要了。
走到屯子口，她回头看了一眼。老槐树在晨雾中静默，枝头已绽出点点新绿。有早起的人家升起炊烟，袅袅的，消散在灰蓝色的天空里。
她想起很多年前，王爷爷牵着她的手从卫生院回来，也是这样一个早晨。雪下得很大，屯子静悄悄的，只有他们的脚步声，咯吱，咯吱。
“爷爷，我们去哪？”
“回家。”
“家在哪？”
“有爷爷在的地方，就是家。”
现在，爷爷不在了，家也没了。
黎黎转过身，朝公路走去。第一班去县城的车快要来了，她要赶那趟车，然后转火车，去一个谁也不认识她的地方。
也许南方，也许更远。
背包里，王爷爷的遗像随着她的步伐轻轻晃动。老人的笑容在晨光中若隐若现，慈祥的，宽容的，像在说：去吧，丫头。无论去哪，爷爷都陪着你。
黎黎紧了紧背包，加快了脚步。前方，太阳正从山后升起，金光刺破晨雾，把土路染成温暖的颜色。
风吹过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春天真的来了。
而她的人生，也许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