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玻璃

两年前我在安全监察中采访时，第一次见到郑文泽。当时我们在审讯室里，中间隔了一层全息玻璃墙——一种用于改变审讯双方的视觉画面，来保护隐私和涉密信息的设备。那是我第一次仔细注意到这件设备，并不是因为头一回见识——全息玻璃即使在街坊巷里也算得上常见，并不起眼。但那时我走进审讯室，它瞬间就抓取了我的注意力。一层玻璃横亘在正中央，将房间整齐地分为两半，中心的桌椅摆放也完全对称，不知为何，这让我感到十分不快，以至于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始终无法做到心平气和。现在回想起来，我大概也不会真的对一层玻璃生气，只是视野里又凭空出现一道屏障，尽管无伤大雅，还是点燃了心里积郁的负面情绪。倒霉。

风谈杂志社和安全监察中心合作专访项目已经有两年多，专访项目的记者一直都是轮值制。但在一周之前，社里决定将这个岗位固定，并且由我来担任。在这一点上我没有获得任何回转的余地，周一刚起床打开手机时，项目调动的信息就已经躺在我的邮箱里了。不过我也没多少争辩的欲望，一方面是因为在风谈杂志社里，我的资历还不足以支持我挑三拣四，另一方面，我的主管是脾气以暴躁出名的黄老头，入职第一天就从前辈的闲谈里听说，除非必要，最好不要和他有太多交涉。

真是倒霉。

其实我并不讨厌这份工作，只是不喜欢被随意支配。相比起其他项目题材，与安全中心合作的专访条条框框非常多，没什么可发挥的空间。在专任此项工作前我也轮值过一次，指定对象，三次访谈，每次一个小时左右，全部按照安全中心提供的大纲来就好，然后撰写成文上交审核，发布在《风谈》最后的法制专栏里，工作就算结束。大多数人不想接任的原因并不是太累，而是太过枯燥无聊。但这种和政府挂钩的项目又多半如此，很稳定平淡，和杂志社的机会主义格格不入，陷入愿意接任者寥寥的尴尬境地。

总之我清楚，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工作大概不会再有什么突出的成就，但也不会出现大的纰漏。这也算不上什么飞来横祸，只是又一令人沮丧的平淡现实罢了。

周三，我接到了安全中心的通知，新一期的专访项目开始了，要我明天到任。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看着窗外。回想起来，那其实也是一块全息玻璃，使我在看见夜晚城市的琉璃灯火时，还能看到上空的星光。不过整个公寓里也只有这么一块，早在我搬进来之前就装好了，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右下角老化变暗的痕迹。主人家在装修上把省钱研究到了极致。我将枕边的手机拿起又放下，辗转难眠，总感觉有些不安，好像缺了点什么。然后我意识到，缺的是工作内容——已至深夜，我还迟迟没有收到安全中心的资料和访谈大纲。

这大概就是与郑文泽的荒谬访谈的开始，即使现在想来也觉得不可思议，很多事情就此改变了。我有时会问自己，如果再来一次，是否还会踏入那件审讯室的门。

提前准备是不可能的了，我马上向安全中心的交涉人员发信息，意料之内地无人回应。第二天我特地提前了一小时到达安全中心的办公大楼，希望起码争取一点弥补这个巨大工作漏洞的时间，但当我向监察员提起时，却只拿到了一纸资料，装模做样地放在文件夹里。我得知，除了这张纸上的信息，其余有关此次访谈的案情细节都无可奉告。

之后，她把我带到休息室等待，说等监察方的专访组到位后再来通知我，然后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走开了。一小时后，我就要靠这张纸开展工作。但那时我的心情还算不上愤怒，只是觉得糟心，以往不甚配合者也大有人在。我把资料从文件夹中抽出来，发现资料不仅只有一张纸，还是单面的。上面列出了访谈对象的姓名、性别、户籍地、生活工作经历和简略至极涉案信息，没有照片，这些内容加起来半张纸的空间都多了。我看了两眼，便起身出门想要个说法，但走廊上空无一人，时间还太早。我只能又坐回休息室的沙发上，暂且接受这一事实，准备用剩下的一个小时编造访谈的问题。

专案组到的比以往早些，不清楚是否是因为我的提前。大概过了半个小时，那位监察员再次出现在门口，示意我跟着她走。我们绕过大厅，从后面的电梯直接上了11楼。这层楼比底层空旷的大厅还要安静，我们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访谈地点在走廊的尽头，靠近时，我却隐约听到了争吵，突然间门被猛地推开，一个男人快步走了出来，面带愠色，却不忘朝我们点头示意，我也微微点头回应，错身走开。可以看出女监察员也有些惊讶，但还是假装平静，默默向前走，随后她为我拉开刚刚被那人甩上的门，说：“请进吧。”

我走进去后，她没有跟来。

门内是一间监控室，有两人坐在一边的监控台前，没有理会我的到来，还有一个人站在他们身后，听到响声后转过身走来，朝我伸出手。

“你好，我是何旭。欢迎。”

何旭是个身材瘦高的男人，颧骨比较突出，让整张脸显得很严肃。在我印象里，他总是身着监察员制服，面无表情地审视着什么。当他将视线从监控屏幕上挪开时，眼神中审视的意味并没有随之消除，而是转移到了我身上。我躲开了直接对视的尴尬，礼貌地握了握手，简单自我介绍了一下并说明来意，一旁的两位监察员也终于转过头来向我打了招呼，房间里凝重的氛围稍有缓和。

“刚才哪位是？”我小心地指了指门，问道。

何旭说那位是宏意恒，是专案组的副手，然后没再说下去了，似乎那人摔门而出的行为从未发生过，我不敢多问。何旭待人处事算不上冷漠，但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疏离感，我认识他的几年来一直如此。他还示意我打开背包监察，收走了包里的手机和录音笔，又看到我手腕的表时，问道：“是电子表吗？”

“不是，”我把表摘下来放在上衣口袋里，“是机械表，老古董了。”

他摇了摇头说：“还是交给我吧。”

“好吧。”我从腕上摘下手表，手腕上露出一圈白色印记，我开玩笑说：“还有一只手表取不了。”何旭接过手表放进收纳盒，表情毫无变化，如同没有听见一样。看来并不好笑。

“稍等一下，”我连忙叫住何旭，“这样我一会要如何记录呢？设备都没有了。”他从监控台的抽屉里摸出几张纸和一支笔递给我，“先用这个，这个案件的保密程度比较高，电子设备不能带进去，还请方记者理解。”

我愣了一下，接过纸笔，挥动手里的文件夹说：“还有，这次的资料比较少，你们监察方有设想中的访谈重点吗？”

“先按照你的思路来。”

“都由我发挥？”，我心里大声问他，你在说笑吧！

“嗯。”何旭直接拉开了内层的门，说：“开始吧。”

我走进内层的房间，一眼看到了那面巨大的玻璃墙。

等待的时候，我只能默默靠在椅子上，玻璃墙上映出桌子上几张纸的倒影让我有些想发笑。我坐在这里似乎挺滑稽的，不清楚案件细节，对受访者也知之甚少，现在就准备隔着玻璃用纸和笔开始采访了。这种感觉就像回到了五六年前，刚刚从业时，为了素材可以毫无准备地直接走进餐馆，坐在素未谋面的食客对面提出采访的要求。来到风谈社之后，工作的窘迫和生活的压力才稍有缓释，现在的媒体市场拥挤又混乱不堪，只有抱团取暖才有生存的可能。风谈社的老牌杂志《风谈》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也与杂志社的独到的经营手段和眼光有关，总是有办法发现尚未显露的先机，经办十几年一直规模稳定。来到风谈社，感觉就像终于爬上了一条船，摆脱了独自泅水，随时可能沉没的窒息感，让人松了口气。最开始我在风谈旗下的一部电子杂志作文编，一年后调任记者岗，直到上周。时隔一年，我再次出任各种采访任务时，发现自己的工作心态早已与加入风谈社前大不相同，有安排和既定目标，很大程度上驱散了萦绕心头的焦躁和恐惧。这也是风谈社的特点，有秩序、规划和稳定的资源，即使航行在风浪里，也巧妙地找到风口浪尖下的空隙，这让我一直很佩服风谈社的社长，一定有超乎寻常的远见，可惜入职五年来一直没能见上一面。

思绪游荡时，我忽然发现眼前的这面玻璃墙，虽然从正面粗略一看视若无物，但在昏暗的灯光下，却可以隐约看清嵌在内部的电路纹理，纤细密集又排布整齐。我紧紧盯着这些几近透明的线路组成的奇异花纹，想起曾今有一次路过D区时，趴在隔离的玻璃墙上，脸颊和鼻尖几乎完全贴在上面，秋末时节玻璃冰冷的触感似乎现在还停留在皮肤上。那时我也和以往一样，只顾着透过玻璃墙上显示的半透明图案偷看墙内的景象，完全没有注意到玻璃墙本身的结构。

要是用力打一下，会不会碎呢？

我轻轻摇了摇头。忽然，一道绿色荧光从眼前闪过，很微弱，但我还是注意到了，这应该就是启动的信号。

对面传来开门的声音，我集中注意，郑文泽走了进来。

从远处看，郑文泽的身影其实和何旭很相似，只是何旭身姿挺拔，而郑文泽低着头，看起来略微有些驼背，多了一份难以言说的疲惫。那次见到他时，他还没有被要求换上安全中心收监人员的统一服装，而是穿着格子衬衣和黑色长裤，至少是十年以前流行的风格，头发有些凌乱，戴了一副黑框眼镜，但还是能看出镜框后略微凹陷的眼眶和黑眼圈。他径直走对面的桌边坐下，表情很平静。我不禁猜想他应该有过类似的经历，毕竟第一次接受采访的人多半都会紧张，然而他的举止之间都十分从容。但又转念一想，如果他知晓我目前的窘迫状况，还不清楚到底是谁更应该紧张。

我朝他微微点头以示礼貌，然后清了清嗓子，简单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既然没有大纲，我只能按自己以往的经验慢慢切入正题，试着拉近距离。

郑文泽是洪都人，这座城市虽然离奉安不远，我却不太熟悉，只在出差时去过一次。当时洪都试点新区刚成立，我去抢素材，但事实证明没有点渠道实在难成，最后还是只能草草了事。

我和郑文泽简单聊起那次出差的经历，顺便问起他的家世，父母的职业生活状况，却得知他是孤儿，在洪都福利院长大。那瞬间我心中一紧，大拇指掐进了掌心，焦躁的感觉又膨胀起来。如果像以往一样有充分的背景资料支撑，是不可能犯这种错误的。

好歹也是和官方合作，给的信息量还不如我自己查，真是窝火。

我干巴巴地说了抱歉，但郑文泽似乎不太在意，继续说：“没关系，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没什么好顾忌的。其实我并不讨在厌福利院的时光，毕竟我8岁就在那里生活了，很多习惯都是按照福利院的要求养成的。当时洪院的规模还很小，地址选在郊区，接收的基本都是孤儿。我记忆里，老师、护工、学生加起来才四十多个人。现在应该不止了。”

“的确，洪都福利院的规模一直在扩大，限制条件也放宽了很多，现在应该改称洪希学院了，小学、初中、高中部都有，主要面向有家庭困难的学生。”

“方记者，你去过洪都福利院，或者说后来的洪希学院？”

我迟疑了一下，其实说我去过洪都也只能算是勉强沾边，是当初出差行程匆匆，没来得及四处逛逛。不过有机会的话，的确是很想去的。社会上对洪院的关注比较多，尤其是在扩建了高中部后。洪院应该是中国第一个拥有完整基础教育体系的私有慈善机构。不过碍于洪希学院全部实行封闭式管理，基本不对社会媒体开放，我们对内部的情况的了解甚少。

我问：“郑先生离开洪院，应该还是在初中部建立以前吧？”

“小学部扩建时我刚上初中，当时住校，很少回去。”

“那这样算起来，郑先生其实在洪院的时间不算多，中小学是在洪都当地学校读的吗？”

“对。实验小学，也是洪院资助，后来去了洪都三中，初高中都是。”

“再之后呢？”

“再之后，”他眼眸低垂，似乎陷入了回忆，“因为读大学离开了洪都，一直都没怎么回去过，听说洪院扩建，都是从新闻上了。”

“那前年二月，你在西河县中学任教，算是你18岁以后第一次回洪都？”

“可以这么认为吧，如果你把西河镇算作洪都的辖区的话，”他的语气好像在开玩笑，但又让我拿不准，“但实际上洪都变成试点后，就基本和周边的下属乡镇没什么联系了。”

我一边点头回应，一边快速思考。洪都“智慧城市”的试点建设是五年前开始的，当时就是因此，我独自前往洪都挖掘素材。试点建设开始后，洪都的行政逐渐从层级体系里独立出去，名义上还是西河镇的上级市，但现在二者实际关系如何就不清楚了。郑文泽是洪都人，现任西河镇中学的老师，这两点是我拿到的资料上有仅有的注明，现在中间的关系已经连起来了。我默默深吸一口气。

“2037年5月17日，一名西河中学学生连续两日无故缺席，老师打电话给家长发现无人应答后报警，警方到达后发现学生失联，而学生父亲身亡身亡，母亲重伤入院。郑先生，你是否知晓这一案件？”

“当然，我就是为此而来。”他说。

“你被指控为本案的嫌疑人，你是否承认这一罪名？”

郑文泽的眼中似乎略过一丝惊讶，但很快暗淡下去，说：“我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