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远山的唿唤

1986年的录取通知书，是一张脆薄的纸，却比任何农具都沉重。它被吴老师亲自送到家里。那天傍晚，夕阳把茅草屋的影子拉得老长。吴老师推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出现在歪脖子枣树下，脸上带着罕见的、掩不住的笑意。他把那张印着红字和公章的纸递给闻声迎出来的父亲陈建国时，手甚至有些微微发抖。

“考上了！全县第三！市一中！”吴老师的声音比平时高了几度，在寂静的院子里显得格外响亮，“陈大哥，素芬嫂子，你们家明远，出息了！”

父亲接过那张纸，手指在上面的字迹上摩挲了一下，动作很轻，仿佛怕摸坏了。他识字有限，但那“第三名”和“市第一中学”几个字，大概是认得的。他没说话，只是抬起头，目光越过吴老师的肩膀，看向站在堂屋门口，心脏快要跳出喉咙的陈明远。那目光很复杂，像沉积的潭水被投入石子，有涟漪，但深处依然沉暗。母亲李素芬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凑过来看。她看不懂字，但看得懂吴老师的兴奋和丈夫脸上那一闪而过的、近乎疼痛的亮光。她的嘴角牵动了一下，想笑，但那笑容还没成形，就迅速被眼底涌上来的、更浓重的愁苦压了下去。她转过头，看向儿子，眼神里有骄傲，但更多的是一种近乎绝望的慈爱就像看着一只羽翼渐丰、注定要飞向险远天空的雏鸟，明知留不住，却又忧心它外面的风雨。

弟弟明忠躲在母亲身后，探出半个脑袋，好奇地看着那张被大人们郑重传递的纸。他还不太明白“全县第三”和“市一中”意味着什么，但他能感受到空气中那种紧绷的、混合着喜悦与沉重的东西。他看看哥哥，又看看父母，眨了眨眼。

吴老师又嘱咐了些事情，关于报到时间，要带的材料，住宿的情况。父亲只是点头，嗯着。母亲局促地搓着手，问：“吴老师，那……学费，贵不贵？”吴老师顿了顿，声音低了些：“公费生，学费免的。但要交杂费、书本费，还有……住宿吃饭，自家要带米和菜。”带米和菜。这句话让母亲松了口气，又立刻揪起了心。免学费是天大的好事，但“自家带”三个字，意味着持续的、每月都要从本就干瘪的口袋里掏出的负担，以及儿子从此要真正离开她的灶台，去一个她无法想象、更无法照顾的地方生活。

送走千叮万嘱的吴老师，院子里的气氛并没有轻松下来。那张录取通知书被父亲小心地放在堂屋唯一一张八仙桌的正中央，像一件圣物，也像一道无声的考题。

晚饭吃得异常沉默。咸菜嚼在嘴里，只有咸，没有味。父亲扒完饭，第一次没有立刻起身，而是掏出旱烟袋，慢慢地装着烟丝，点燃。辛辣的烟雾升腾起来，模糊了他的脸。

“市里……远。”父亲终于开口，声音隔着烟雾，有些飘忽，“一个月，怕才能回来一趟。”母亲“嗯”了一声，低头收拾碗筷，动作比平时更慢。

“米……每月要背多少？”父亲问。

“我问了吴老师，说半大的小子，吃得不少，一个月少说也得二三十斤米。”母亲的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

二三十斤米。陈明远心里一沉。那是家里小半袋口粮。他不在家吃饭，家里能省下一些，但弟弟正在长身体，父亲的体力活也需要粮食支撑。这一进一出，负担并未减轻多少。

“菜呢？”父亲又问。

“说学校有食堂，可以蒸饭，菜……自家带咸菜、辣酱，能放得住。”母亲说着，看了一眼灶台边那个黑乎乎的陶制咸菜坛。那是家里最恒久的存在，里面的内容物随着季节变化，但那股浓烈的、混合着盐、时间与穷困的气息，从未改变。

带咸菜。陈明远脑海里浮现出画面：在陌生的、都是城里同学的宿舍里，他默默地拿出自家黑乎乎的咸菜罐子……一股混合着羞耻和决绝的情绪涌上来。羞耻于这份寒酸，决绝于必须承受这份寒酸才能换来的前路。“能行。”父亲重重吸了口烟，吐出浓浓的烟雾，像是下定了决心，“读。砸锅卖铁也读。”

“砸锅卖铁”四个字，像锤子一样敲在陈明远心上。他知道这不是夸张。为了这笔持续的、额外的开销，家里可能需要卖掉那几只正在下蛋的母鸡，或者父亲在农闲时去镇上打更危险的短工，或者母亲接更多缝补浆洗的活计，在油灯下熬更久的夜。而弟弟明忠，安静地听着这一切。他渐渐明白了，哥哥要去一个很远很好的地方读书，而家里为此要付出很多。他看看父母紧锁的眉头，又看看哥哥紧抿的嘴唇，慢慢低下头，扒拉着碗里最后几粒饭，不再问“省城有糖吃么”这样的问题。

那一夜，陈明远很久没睡着。录取通知书带来的短暂眩晕般的喜悦，早已被现实的粗粝细节磨得干干净净。他听着隔壁父母压低声音的商议，碎钱碰撞的轻微声响，母亲偶尔的叹息。那些声音和窗外秋虫的鸣叫混在一起，织成一张无形而坚韧的网，将他牢牢罩住。网的一端，是县城的灯光、崭新的课本、吴老师口中更广阔的世界；另一端，是父亲佝偻的背、母亲疼痛的腰、弟弟懵懂的眼，以及家里那永远弥漫的咸菜味和草药味。

他被这张网拉扯着，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离开”不是解脱，是另一种形式的负重前行。他要背负着整个家庭的期望和牺牲，踏上那条比五里路更漫长、更孤独的征途。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母亲在灯下为他整理行装。其实没什么可整理的。几件打补丁但洗得干净的旧衣服，母亲新纳的一双千层底布鞋（灯芯绒面，鞋底密密麻麻的针脚，厚实得能踩碎石子），一个旧的搪瓷缸，一个铝制饭盒，还有一床虽然薄但浆洗得硬挺的旧棉被。最后，她抱出一个不大不小的陶罐，里面装满了刚腌好的、黑亮油润的萝卜干，压实，封好口。

“够吃一个月的，”母亲抚摸着冰凉的罐身，低声说，“下个月你回来，再带。”

陈明远看着那个沉甸甸的咸菜罐，它将是他在陌生世界里，与家之间最具体、最辛涩的联结。

父亲抽着烟，走过来，塞给他一个手帕包。陈明远打开，里面是叠得整整齐齐的毛票和分币，最大面额是一张五元的。钱不多，但显然已经倾尽所有。

“拿着，”父亲说，“该花的……莫太省。不够，捎信。”

陈明远握紧那个手帕包，纸币边缘硌着掌心。他点点头，说不出话。

第二天天没亮，一家人就起来了。母亲煮了稀饭，蒸了红薯，还破例煮了两个鸡蛋，一个给陈明远，一个给弟弟。父亲默默地把他的行李绑在借来的自行车后座上——一个铺盖卷，一个装着衣物和咸菜罐的网兜，还有一个母亲用旧帆布改制的、更大一些的书包，里面已经塞满了课本。没有多少话。吃过早饭，陈明远背上书包，父亲推起自行车。母亲和弟弟送到村口的老槐树下。

“到了就捎信。”母亲替他理了理其实并不凌乱的衣领，手指微微颤抖。

“嗯。”

“莫跟人打架，好好念书。”

“嗯。”

“夜里盖好被子，莫贪凉。”

“嗯。”

弟弟扯了扯他的衣角，仰着脸：“哥，市里有糖纸吗？更花的？”陈明远心里一酸，蹲下身，看着弟弟：“有。哥下个月回来，给你带。

弟弟用力点头，眼睛亮了一下。父亲已经骑上了自行车，单脚支地。“走了。”他说。

陈明远最后看了一眼母亲和弟弟，转身坐到自行车后座上。父亲蹬动车子，老旧的链条发出哗啦的声响。他不敢回头，怕看见母亲抬手抹眼睛的样子，怕看见弟弟站在老槐树下越来越小的身影。

自行车驶上通往镇上的土路，颠簸着。清晨的风带着凉意，吹在脸上。两旁熟悉的田野、村庄在晨雾中向后掠去。这一次，不是短暂的县城或省城之旅，是真正的离开。他不知道前方具体是什么，只知道，从今天起，他要开始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一种以月为单位计算归期、与咸菜罐和远方课堂为伴的生活。

到了镇上，再转乘班车去市里。班车比去长沙的那辆更破旧，拥挤不堪。陈明远紧紧抱着他的行李，缩在角落。车厢里弥漫着烟味、汗味和鸡鸭禽类的气味。他闭上眼睛，但母亲最后那担忧的眼神、父亲沉默推车的背影、弟弟仰脸问糖纸的样子，还有家里那昏暗的煤油灯光和咸菜坛子沉甸甸的轮廓，却在黑暗中愈发清晰。**市第一中学**。当他在尘土飞扬中看到那比村办小学高大许多的校门和几栋灰色的楼房时，心跳还是加快了。这里的学生，大多穿着整齐的衣裳，说着更接近普通话的方言，神情里有一种他陌生的、属于城镇孩子的从容（甚至漠然）。报名，缴费，领取宿舍钥匙，一切流程都让他手足无措，只能紧紧跟着指示牌和偶尔有好心人的指点。

宿舍是八人间，上下铺。铁架子床，裸露的水泥地，墙上斑驳的水渍。比他早到的几个同学，有的父母陪着在铺床，有的已经熟络地聊起天来。他默默找到自己的床位（靠门的上铺），开始铺床。那床打着补丁的旧棉被和洗得发白的床单，在周围或新或半新的铺盖中，显得有些扎眼。他没敢立刻拿出那个咸菜罐，只是把它小心地塞在床底最里面。

最初的几天，是巨大的迷失感。课堂比村小大得多，老师讲课语速很快，板书飞舞。许多同学似乎对课本内容早有预习，应答如流。他的浓重乡音，让他不敢轻易开口回答问题，甚至害怕被老师点名。吃饭时间，他拿着铝饭盒去食堂，用自带的米换饭票，然后躲在角落，就着从罐子里夹出的几根黑乎乎的萝卜干，快速扒完。他能感觉到一些目光，好奇的，或者并无恶意只是无意的扫视，但那足以让他耳根发热，把头埋得更低。孤独像冰冷的潮水，在夜晚熄灯后，从四面八方涌来，淹没他。他想家。想母亲灶膛里的火光，想父亲抽烟时沉默的侧脸，想弟弟跟在他身后奔跑的笑声，甚至想那片需要他费力耕种、却也给予他某种踏实感的土地。在这里，他只是一粒无关紧要的尘埃，他的痛苦、他的思念、他背上那个家庭的重量，无人知晓，也无人在意。

唯一的避难所，是图书馆。那是他见过最大的屋子，比整个村办小学都大。一排排高大的书架，沉默地矗立着，上面密密麻麻挤满了书。空气里有陈旧纸张和油墨特有的气味，严肃，洁净，令人敬畏。他第一次走进去时，几乎有些眩晕。这么多书！一个人穷尽一生，能读完其中多少？

他办了借书证，手续简单得让他意外。然后，他像饥饿的人扑向面包，一头扎了进去。最初没有方向，只是顺着书架，机械地、贪婪地扫视那些书名。文学，历史，科普，人物传记……文字的世界如此浩瀚，远远超出了吴老师抽屉里那几本旧书和课本的范畴。

一个周六的下午，他在一排标着“中国当代文学”的书架前驻足。手指无意识地划过书脊，忽然停在一本蓝色封皮、已经磨损得很厉害的书上——《平凡的世界》。

路遥著。他抽出这本书，很厚。翻开扉页，一行字映入眼帘：“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他心里动了一下。走到靠窗的座位坐下，开始读。

一开始，只是为了读而读。但很快，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命运，像磁石一样吸住了他。那贫瘠的黄土高原，那渴望改变命运的青年，那在苦难中挣扎却不肯熄灭的理想之火……他读着读着，呼吸渐渐急促，眼眶发热。这写的哪里是陕北？这写的分明是他的家乡，他的家庭，他正在经历和将要经历的一切！

孙少平在县城读书时，啃黑面馍，躲着同学吃最差的伙食；他渴望知识，渴望外面的世界，却又被沉重的家庭负担和自卑感折磨……书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像一面镜子，映照出陈明远自己的窘迫、渴望与孤独。不同的是，孙少平的故事被写成了书，而他自己的，还只是胸腔里一团无人诉说的、滚烫而疼痛的淤血。他躲在图书馆的角落，借着窗外越来越暗淡的天光，贪婪地、几乎是哽咽地读着。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饥饿，忘记了周遭的一切。当读到孙少平得知哥哥为了家庭牺牲、放弃读书机会时，他的眼泪终于失控地滚落下来，滴在泛黄的书页上，洇开一小团深色的湿痕。他想到了弟弟明忠。那种混合着愧疚、感激与巨大压力的情感，被书中人物的命运彻底引爆。他不再是孤独的。至少在文字的疆域里，他找到了同类，找到了理解，甚至找到了一种悲壮的慰藉——原来，有人经历过比这更深的苦难，并且把它变成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平凡的世界》成了他的精神圣经。他反复读，某些段落几乎能背下来。这本书给了他一种奇特的支撑：它让他确信，自己的痛苦并非毫无价值，它是成千上万相似命运的一部分；它也让他在最想放弃的时候，从孙少平们“咬着牙，把血和泪吞进肚子里，继续向前走”的身影中，汲取到继续前行的蛮力。

他开始更加拼命地学习。城里的同学放学后可以去玩耍、看录像，他只有图书馆和教室。基础薄弱，他就用时间硬砸。英语听力差，他找来唯一的工具——一个破旧的收音机，调到噪音刺耳的英语教学频道，一遍遍听，模仿那古怪的语调。数学题不会，他追着老师问，哪怕遭到不耐烦的白眼。他知道，这是他唯一的武器，也是他对家里那份沉重牺牲的唯一交代。

每月一次的回家，成了短暂的喘息，也是新一轮情感的冲击。

通常是周六中午放学后，步行到车站，挤上颠簸的班车，摇晃两三个小时回到镇上，再步行七八里路回家。到家时，常常已是夜幕降临。母亲总会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等他，身影在暮色中单薄得像一张纸。看到他，也不多话，只是接过他肩上空了的米袋（里面换上了干净的衣物和下一个月的咸菜），问一句：“路上好走不？”

父亲会在堂屋抽烟，见他回来，点点头：“回了。”然后继续沉默。但陈明远能感觉到，那沉默里有一种审视，仿佛在掂量他这一个月在外，是否“值得”家里的付出。

弟弟明忠最高兴，围着他转，搜他的口袋，看有没有许诺的“更花的糖纸”。陈明远总会省下一点点伙食费，买几颗最便宜的水果糖，或者一本旧的连环画给弟弟。弟弟的快乐很简单，得到一点小小的新奇东西，就能开心很久，这反而让陈明远心里更不是滋味。

家里的变化是细微而持续的。母亲的腰似乎更僵了，动作更迟缓。父亲脸上的皱纹像刀刻一样深。饭桌上偶尔出现的荤腥（一点腊肉或鸡蛋）总是优先夹到他碗里。弟弟长得很快，旧衣服显得短小了，但母亲只是把裤脚和袖口再接上一截。

有一次他半夜醒来，听到父母房里极低的说话声。

“……明忠也该添件冬衣了，去年那件，袖口破得不成样子。”母亲的声音。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先紧着明远的。他在外头，不能太……让人看轻了。”

“我知道，可是……”

“没啥可是。熬过这几年，等他出息了，啥都有了。”

陈明远把脸埋进枕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那“熬过这几年”的期望，像一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他知道，自己不能失败，连普通的平庸都不被允许。他必须“出息”，必须用未来的某个巨大成功，来抵消此刻家庭为他忍受的所有匮乏和牺牲。

每次离家返校，母亲总会往他米袋里多塞一把米，或几个煮好的鸡蛋，用布包着，还温热。咸菜罐总是被装得满满的，压得实实的。父亲会推着自行车送他到镇上，依旧话不多，只是在分别时，看着他说：“莫想屋里，专心念。”

自行车远去的背影，村口母亲和弟弟伫立的身影，一次比一次更深刻地刻进他心里。那是一种甜蜜的牵绊，也是一道疼痛的鞭痕。他知道，每远离一步，他与身后的世界就多一道隔膜，但同时也向着那个能改变这一切的“未来”靠近一步。

在市一中的日子，就在这种极度的孤独、疯狂的学习、每月一次的归家与离家的循环中，缓慢而坚定地流逝。他的成绩从最初的中下游，慢慢爬升，最终稳定在年级前列。乡音渐渐改掉了一些，但骨子里的拘谨和沉郁，并未完全散去。他交不到什么朋友，也不需要。图书馆和书本是他的堡垒，成绩单是他向家庭和自己交代的战利品。

1988年的夏天，他以优异的成绩初中毕业，毫无悬念地被保送进入市一中的高中部。消息传回村里，又一次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吴老师激动地再次上门道贺，父亲脸上那道深锁的眉头，似乎舒展了一瞬。母亲在灶台边偷偷抹了好几次眼泪，这次，或许喜悦的成分多了一些。

但陈明远自己，捧着那张更高级别的录取通知书，心里却异常平静。甚至有些麻木。这只是既定道路上的又一个驿站。他知道，高中三年，将是更激烈的竞争，更沉重的课业，以及家庭更持久的、无言的付出。目标变得更加清晰，也更加唯一：考上大学，最好的大学。离开这里，去更大的城市，用一纸最硬的文凭，彻底砸碎套在家庭命运上的枷锁。

远山的呼唤，已经从童年时朦胧的向往，变成了青年时具体而坚硬的目标。山还在那里，但雾霭散去了一些，露出崎岖陡峭的真容。而他，已经踏上了攀爬的路径，背后是全家人的目光和推力，前方是未可知的险峰与可能的光明。

他别无选择，只能向上，不停向上。把所有的思念、愧疚、孤独和恐惧，都吞咽下去，化为血管里奔流的、滚烫的动力。

因为他背负的，从来就不只是自己的人生。

近四十年后的深圳书房，陈明远感到一阵轻微的眩晕，仿佛刚刚从一场漫长而疲惫的跋涉中归来。他向后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鼻尖似乎又萦绕起那股复杂的气味——旧图书馆的灰尘味，咸菜罐封口的油腻与盐卤气，家里草药挥之不去的苦涩，还有少年时代汗水中特有的、混合着焦虑与渴望的微腥。他睁开眼，看向书架。那本初版的、早已翻烂的《平凡的世界》，依然被他珍藏着，放在一个单独的玻璃柜里，和那些精装的技术典籍、商业巨著并列，显得格格不入，又无比和谐。

他很少再去重读它。有些书，一生读一次就足够了，因为它已经和你生命的一部分长在了一起。后来的他，经历了比孙少平更复杂的市场博弈、更残酷的商业抉择、更微妙的情感困境。但每当人生遭遇重大低潮或迷失时，他脑海里闪过的，往往不是任何高深的管理理论或励志格言，而是孙少平在建筑工地上背石头时，那咬紧牙关、汗流浃背的侧影，是书中那句朴素的话：“生活包含着更广阔的意义，而不在于我们实际得到了什么；关键是我们的心灵是否充实。”他的心灵，早已被那个来自湖南乡村的少年，用泥土、咸菜、泪水和对远山执拗的眺望，填得满满的，甚至有些淤塞。后来的成功与财富，与其说是填充，不如说是在这原有的、沉重的基底上，搭建起来的、有时令他自己也感到恍惚的华丽楼阁。

他起身，走到窗边。凌晨的城市，灯火稀疏了一些，但依然有光。他想象着1988年那个夏天的夜晚，拿到高中录取通知书的少年，躺在中学硬板床的上铺，听着室友的鼾声，睁眼望着天花板上水渍形成的、如同地图般模糊的纹路，心里在想些什么？

大概是在计算距离高考还有多少天，计算下一次回家背米的日子，计算着如何在那本已被翻毛边的《平凡的世界》空白处，记下又一个需要攻克的知识点。

那时的他，看不到此刻窗外的璀璨，感受不到中年后复杂的疲惫与平静。他只有一个念头：走出去，走得更远，然后……然后呢？

然后的故事，属于第二卷，属于钢铁的旋律，属于一个更加喧嚣、充满撞击也充满裂隙的时代。那个背着咸菜罐和全家期望的少年，即将真正闯入都市的洪流。

陈明远拉上窗帘，隔绝了外面的灯火。该休息了。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

但在躺下之前，他还是忍不住，走到那个玻璃柜前，静静地看了一会儿那本蓝皮旧书。封面上，“平凡的世界”几个字，在昏暗的光线里，依旧清晰。

他轻轻吐出一口气，仿佛卸下了什么，又仿佛重新背负起了什么。

然后，关灯。让黑暗，暂时吞没所有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