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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若被闪光灯晃得眯了眯眼，下意识地抬手挡了一下。她今天没化妆，没戴墨镜，头发乱糟糟的，西装搭在肩上，衬衫领口敞着，看起来像是刚从床上爬起来——虽然她确实刚从会议室里爬起来。

“让一下。”她说，声音不大，没什么力气。

记者们没有让。他们反而更兴奋了。温若的状态越差，他们的标题就越有冲击力。“温家二小姐狼狈离场”“温若疑似酒醉未醒”“股东大会后温若神情恍惚”——每一个标题都能带来几十万的点击量。

温若挤了两步，发现根本挤不出去。她停下来，抬头看着面前那些晃来晃去的话筒，忽然笑了。

“你们想知道结果？”她说。

记者们安静了一瞬。

“他们要收我的股份，”温若把西装从肩上拿下来，攥在手里，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按市价，两亿三千万。我妈当年花了八个亿买的，现在他们要两亿三千万收回去。”

现场一片哗然。

“我不同意，”温若继续说，“我说了，八个亿，少一分都不行。但他们说董事会不需要我同意。所以你们猜怎么着？我这个‘股东’，其实什么都不是。”

她说完，冲镜头笑了一下。

那个笑容里有酒精、有疲倦、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无所谓，但如果你看得足够仔细，你会发现她的眼睛是干的，清亮的，没有一丝醉意。

记者们还没反应过来，一辆黑色的SUV无声无息地停在了台阶下面。车门从里面打开，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下车，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台阶，挡在温若和记者之间。

“温小姐，请上车。”他说。

温若认识他——温邶风的司机，姓赵，跟了温邶风五年，嘴巴严得像保险柜。

她没客气，弯腰钻进了车里。车门关上的瞬间，外面所有的声音都被切断了。

车里很安静。空调开着，温度刚好。后座上放着一杯咖啡，杯壁上贴着一张便利贴，上面只有两个字：

“喝了。”

是温邶风的字迹。笔画锋利，收笔果断，没有多余的修饰。

温若看着那两个字，嘴角动了动，不知道是想笑还是想做什么别的表情。她端起咖啡喝了一口——拿铁，不加糖，温度刚好入口。

温邶风连她喝咖啡的习惯都记得。

不，不是“记得”。是她特意安排的。因为她知道温若从股东大会出来一定会被记者堵，一定会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缓冲，一定会需要一杯咖啡来压住胃里翻涌的东西。

她什么都知道。

温若把咖啡杯放回去，靠着座椅闭上眼睛。

车驶出了停车场，汇入车流。司机开得很稳，几乎感觉不到颠簸。温若在这种平稳的晃动中慢慢放松下来，意识开始变得模糊。

手机震了。

她睁开一只眼看了一下——消息列表里躺着几十条未读，大部分是看到热搜跑来八卦的“朋友”。她划了两下，在最底下看到一条来自陌生号码的短信。

“温若，我是昨晚的沈念。你说过今天给我打电话的，还记得吗？”

沈念。昨晚那个女孩。

温若盯着这个名字看了三秒，终于想起来她长什么样——长发，腰细，笑起来有一颗虎牙。她在酒吧的卡座里坐了四十分钟，搂着那个女孩的肩膀自拍了一张。

她说了今天给她打电话吗？

可能说了。也可能没说。她喝多了的时候什么都说得出来，第二天什么都不记得。

温若把短信删了，没有回。

手机又震了。这次是温邶风。

“到家了吗？”

温若看着这条消息，忽然觉得有点好笑。温邶风在会议室里开会，同时还在看她被记者围堵的

她一个人到底在同时做多少件事？

“在路上了。”温若回。

“咖啡喝了吗？”

“喝了。”

“中午想吃什么？”

温若的手指悬在屏幕上方，停了几秒。

“姐姐，你不用管我午饭。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我问你中午想吃什么。”

温若盯着这句话看了很久。

最后她打了两个字：“随便。”

发完她就后悔了。因为“随便”意味着温邶风会替她做决定，而温邶风替她做的决定，永远是她最不想吃、但最应该吃的东西。

果然，三秒后，消息来了：

“让赵叔带你去吃日料。那家你上次说鳗鱼不错的。”

温若翻了个白眼。

她上次说“鳗鱼不错”是因为她喝多了，吃什么都觉得不错。她其实不爱吃日料，她爱吃火锅、烧烤、所有不健康的东西。但温邶风每次都说“日料清淡，对你胃好”，然后她就被迫坐在那家安静的、灯光昏黄的日料店里，吃那些精致得不像食物的食物。

她正要回复，手机又震了。

“别想着吃火锅。你昨晚喝了酒，胃受不了。”

温若的手指僵住了。

她抬起头，看着车内的后视镜。后视镜里映出司机赵叔的半张脸，面无表情，专注地开着车。

车里没有摄像头。温邶风也没有在她身上装窃听器。

但她就是知道。她知道温若在想什么，知道温若要说什么，知道温若下一句会是什么。她像一个提前读懂了剧本的演员，永远比温若快一步。

这种感觉让温若很不舒服。

不是害怕。是一种更深层的东西——像是被人从里到外看透了，所有的伪装、所有的表演、所有的“我不在乎”，在那双眼睛面前都像透明的玻璃纸一样，一戳就破。

“知道了。”她回。

然后把手机扣在腿上，转头看向车窗外。

城市的街景在车窗外飞速后退。她看到了一家火锅店的招牌，看到了一群在路边等车的人，看到了一个穿着校服的小女孩牵着妈妈的手过马路。

那个小女孩大概七八岁，扎着两个小辫子，蹦蹦跳跳的，嘴里在说什么，妈妈弯着腰听，脸上带着笑。

温若移开了目光。

她的手机又震了。她以为又是温邶风，拿起来一看——是一个没有备注的号码，但她认得那串数字。

她没有点开，直接把消息删了。

然后她打开通讯录，把那个号码拉进了黑名单。

这是这个月拉黑的第七个了。

赵叔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什么都没说，默默地把空调温度调高了一度。

温若注意到了这个细节。

她忽然有点想哭。

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连一个司机都知道她怕冷，而她的亲生父亲在股东大会上提议收走她母亲留给她的股份。

这个世界真有意思。

她吸了吸鼻子，把脸转向车窗，闭上眼睛。

“赵叔，”她说，“开慢点。”

“好。”

“我不急着吃饭。”

“好。”

“我想多坐一会儿。”

赵叔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这一次，他的眼神里多了一点什么——不是同情，不是怜悯，是一种很淡很淡的、类似于叹息的东西。

“好。”他说。

车速慢了下来。

车内的空调发出细微的嗡鸣声，咖啡的热气从杯口袅袅升起，在阳光的照射下变成一缕几乎看不见的白雾。

温若靠着座椅，闭着眼睛，在平稳的行驶中慢慢地、慢慢地，睡着了。

5

温若做了一个梦。

梦里她七岁，站在一栋很大的房子前面。房子是白色的，有花园、有喷泉、有穿着制服开门的佣人。她妈妈站在她身后，手搭在她肩上，轻轻地推了她一下。

“去吧，”妈妈说，“那是你爸爸的家。”

她不想去。她回头想拉妈妈的手，但妈妈已经不在那里了。身后是一条空荡荡的街道，秋天的落叶铺了一地，风吹过来，叶子打着旋飞起来。

她站在白色的房子前面，没有人开门。

她敲了门。没有人应。

她使劲敲。使劲敲。敲到手都红了，门终于开了。开门的是一个比她高出一个头的女孩，穿着深蓝色的校服，头发梳成一条整齐的马尾，眼睛又黑又亮。

“你是谁？”女孩问。

“我找温建国。”她说，声音很小，小到几乎听不见。

“那是我爸。”女孩打量着她，“你是谁？”

她张了张嘴，想说“我也是他女儿”，但这句话卡在喉咙里，怎么都出不来。

女孩看了她很久，然后忽然伸出手，握住了她敲红的那只手。

“手疼吗？”女孩问。

她点了点头。

女孩低下头，对着她的手吹了吹气。气息凉凉的，痒痒的，她的手不疼了，但她的心开始疼了。

因为那个女孩的眼睛里有一种她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