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刚自传
何建刚自传
第一章黄土塬上的阴影与母亲的脊梁
1984年7月10日的陕北榆林，太阳把黄土塬烤得发烫，空气里飘着尘土与干草混合的味道，连风刮过崖畔的声音都带着灼人的热气。我生在一孔低矮的窑洞里，母亲说那天接生婆用一把锈迹斑斑的剪刀剪断脐带时，窑外的老槐树叶子都蔫了大半。后来我总觉得，那蔫掉的叶子，像极了我这辈子皱巴巴的命。
窑洞是祖辈传下来的，墙皮剥脱得露出里层的黄土，屋顶用几根发黑的木梁撑着，梁上挂着晒干的玉米棒子和几串红辣椒，算是家里仅有的“亮色”。土炕占了窑洞的三分之二，炕沿被岁月磨得发亮，墙角堆着发霉的干草，夜里能听见老鼠窸窸窣窣的叫声。从我记事起，“家”的味道就是黄土、霉味，还有挥之不去的恐惧——那恐惧来自父亲。
父亲在村里是个“名人”，但名声是臭的。村里人提起他，总免不了啐一口：“何老大就是个不活人的主！”“不活人”，这三个字像钉子一样钉在我们家的门楣上。他不种地，陕北的黄土塬虽贫瘠，可只要肯下力气，总能刨出一口饭吃，可他宁愿蹲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打牌，也不肯碰一下锄头。每天天不亮，他揣着母亲偷偷藏在炕席下的零钱出门，直到日落西山才醉醺醺地回来，身上要么带着牌桌上的烟味，要么沾着赌场的酒气。
我最早的记忆，是父亲摔碗的声音。那年我大概四岁，母亲把攒了半个月的鸡蛋卖了，换了两斤小米和一块盐巴。傍晚父亲回来，摸遍口袋没找到钱，就红着眼问母亲要钱打牌。母亲说钱换了粮食，他抬手就把桌上的土碗扫在地上。土碗碎成七八块，瓷片溅到母亲的胳膊上，渗出血珠。母亲没哭，只是蹲在地上，用粗糙的手指一片一片捡那些碎片，指尖被划得鲜血直流也不吭声。他还不解气，抬脚踹翻了炕边的米缸，半缸小米撒在黄土里，金黄的颗粒瞬间被尘土裹成了褐色。我缩在炕角的干草堆里，吓得牙齿打颤，看着母亲跪在地上，一粒一粒地捡那些沾了土的米，眼泪砸在地上，连个水痕都留不下——黄土太渴了，像吞掉粮食一样，吞掉了母亲的眼泪。
全家的担子，全压在母亲单薄的脊梁上。陕北的天不亮得早，母亲每天鸡叫头遍就起床，揣着一个干硬的窝头，扛着锄头往山里走。她要去挖野菜，要去地里侍弄那几亩玉米和土豆，那是我们娘儿俩活下去的指望。中午她不回家，就在地里啃几口窝头，喝几口山泉水，下午接着干。傍晚回来，她还要在煤油灯下纳鞋底，给我做布鞋。灯光昏黄，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映在土墙上像一幅佝偻的剪影。她的手指粗得像老树枝，指关节肿得发亮，那是常年干活磨出来的。我摸着她纳好的鞋底，针脚密密麻麻，带着母亲手上的温度，可穿在脚上却沉甸甸的——我知道，每一针每一线，都是母亲从地里刨出来的血汗。
贫穷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把我们家裹得严严实实。我小时候很少有新衣服穿，都是捡别人家孩子穿剩的，母亲改一改就给我套上。衣服上的补丁一层叠一层，颜色驳杂，像块拼布。有年冬天，母亲把父亲一件破棉袄拆了，给我缝了件小棉袄，里面塞的棉絮又硬又沉，可我还是冻得直打哆嗦——棉袄太短，盖不住我的腰，冷风从衣襟里钻进去，顺着裤腿往下窜。
亲戚们都躲着我们，像躲瘟疫一样。过年时母亲带着我去走亲戚，刚走到院门口，就被舅妈拦在外面。她斜着眼打量我身上的补丁衣服，嘴角撇了撇：“家里人多，坐不下，你们还是回去吧。”表哥表姐穿着新棉袄，手里拿着水果糖，躲在舅妈身后偷偷笑我，把糖纸剥得哗啦响。母亲拉着我转身就走，寒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疼。走在路上，母亲突然蹲下来，把我搂在怀里，我能感觉到她肩膀在抖，却没听见她哭。从那以后，母亲再也没带我去过任何亲戚家，她说：“人穷志不短，咱们不靠别人。”可我知道，她夜里偷偷抹眼泪时，想的也是能有个人帮衬一把。
六岁那年，我该上学了。母亲把家里唯一一只下蛋的母鸡卖了，换了学费和一本课本。学校在邻村，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每天早上，我揣着一个干硬的窝头出门，那是我一天的口粮。中午别的孩子啃着白面馒头，就着咸菜，我躲在教室后面的墙角，小口小口地啃窝头，生怕别人看见。有个叫王小虎的同学，故意把馒头屑撒在我桌上，笑着喊：“何建刚，给你加道菜！”全班同学都笑了，我攥紧拳头，指甲掐进掌心，却不敢还手——我知道，我们家穷，没人会帮我，闹起来吃亏的还是我自己。
上小学三年级那年，陕北大旱，地里的玉米全枯死了，土豆也结得像手指头那么小。家里的存粮见了底，母亲只能天天挖野菜煮粥。粥稀得能照见人影，我喝了两碗还是饿，晚上躺在床上，肚子咕咕叫得睡不着。有天早上，我实在太饿了，趁母亲不注意，偷偷抓了一把喂猪的糠咽了下去。母亲发现后，抱着我哭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她哭出声。她哽咽着说：“建刚，是妈没用，让你受委屈了。”那天中午，她去村里的小卖部赊了半斤玉米面，给我蒸了个窝头，自己却一口没吃，说她不饿。
父亲的脾气越来越坏，输了钱就回家撒气。有次他把母亲的锄头扔到了沟里，骂母亲“种不出粮食，就是个废物”。母亲没跟他吵，默默地去沟里把锄头捡回来，洗干净泥土，第二天照样上山种地。我问母亲：“你为什么不跟他离婚？”母亲愣了愣，摸了摸我的头：“我走了，你怎么办？你还小，得有人管。”那时候我不懂，后来才明白，母亲是把我当成了活下去的唯一指望。
小学毕业那年，我考上了乡中学。去报到那天，母亲给我收拾行李，就一件换洗衣服，一双新做的布鞋，还有一个装着玉米面的布口袋。她把口袋系得紧紧的，反复叮嘱我：“省着点吃，不够了就给妈说，妈给你送。”我点点头，不敢看她的眼睛，怕眼泪掉下来。走在山路上，我回头望，看见母亲还站在窑门口，像棵老槐树一样，一动不动地望着我。那一刻，我在心里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第二章中学：饥饿的日子与文字的微光
乡中学离我们村更远，要住校。宿舍是一间大窑洞，住了十二个学生，土炕铺得密密麻麻，连翻身都困难。晚上睡觉时，此起彼伏的呼噜声、磨牙声混在一起，像一首难听的交响曲。我缩在炕角，裹着母亲缝的破棉袄，想念家里的窑洞，更想念母亲做的野菜粥——哪怕再稀，也是热的。
学校的食堂每天提供两顿饭，早上是玉米面粥，晚上是小米饭，菜只有水煮白菜，五分钱一份。母亲每周给我送一次玉米面，我把玉米面交给食堂，换每天早上的粥喝。可那点玉米面根本不够，我每天早上只敢喝小半碗粥，中午就饿着肚子上课，下午的数学课，我总听不清老师在讲什么，脑子里全是“吃”的念头，眼前一阵阵发黑。有次上体育课，老师让跑八百米，我刚跑了一半就晕倒了，老师把我送到医务室，问我是不是没吃饭，我点点头，眼泪就下来了。老师叹了口气，给我买了一碗粥和一个鸡蛋，那是我来中学后，第一次吃饱饭。
冬天的日子最难熬。陕北的冬天冷得刺骨，宿舍里没有炉子，晚上睡觉我把所有衣服都盖在身上，还是冻得睡不着。我的布鞋是母亲做的单鞋，鞋底磨薄了，脚趾头冻得又红又肿，走路一瘸一拐。有次上早读，我的脚冻得实在受不了，就把脚放在同桌的凳子底下取暖，同桌嫌我脏，把凳子挪开了，还白了我一眼：“穷酸样，别弄脏了我的凳子。”我脸烧得滚烫，赶紧把脚缩回来，再也没敢伸出去。
衣服还是那些打补丁的旧衣服。有次学校开运动会，要求穿运动服，我没有，只能向班长借。班长不情愿地把他穿小的运动服给我，衣服又短又瘦，套在身上像个小丑。同学们都笑我，说我像“缩头乌龟”。那天我没参加任何项目，就坐在看台上，看着别人奔跑、欢笑，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融不进任何圈子。
自卑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扎了根，慢慢长出藤蔓，把我的心缠得紧紧的。我开始低着头走路，不敢看别人的眼睛，别人跟我说话，我也只会小声应答。我害怕别人注意到我，害怕别人嘲笑我的贫穷，害怕别人提起我的父亲。有次作文课，老师让写“我的父亲”，全班同学都在写父亲如何勤劳、如何爱自己，只有我对着作文本发呆，半天写不出一个字。我没有那样的父亲，我的父亲只会赌博、只会打人、只会让我们娘儿俩受委屈。最后，我写了母亲，写她如何上山种地，如何熬夜纳鞋底，如何把仅有的窝头留给我。老师在作文本上写了一句话：“母亲的脊梁，是你最好的榜样。”看着那句话，我趴在桌上，哭了很久。
初三那年，我偶然在学校的图书室里翻到了一本高尔基的《童年》。图书室很小，书也不多，大多是破旧的老书。我抱着《童年》，躲在图书室的角落里，一口气读了下去。看着阿廖沙在苦难中挣扎，看着外祖母的慈爱与坚强，我忽然觉得，自己不是孤单的。阿廖沙比我更苦，他失去了父亲，被外祖父打骂，可他依然没有放弃，依然对生活抱有希望。那些文字像一束光，照进了我灰暗的生活，让我第一次觉得，苦难或许不是绝境，或许能让人变得更坚强。
从那以后，我爱上了写作。买不起本子，我就捡别人用过的草稿纸，翻过来写；买不起笔，我就把铅笔头用纸缠起来，接着用。每天晚上，等宿舍里的同学都睡着了，我就借着窗外的月光，在草稿纸上写东西。我写黄土塬的日出日落，写母亲佝偻的背影，写饥饿的滋味，写心里的委屈与不甘。文字成了我的朋友，是我唯一能倾诉的对象。我把写好的东西藏在枕头底下，像藏着一件宝贝。有次宿舍大扫除，我的草稿纸被同学翻了出来，他们笑着念我写的句子，说我“穷酸还想当作家”。我冲上去把草稿纸抢回来，紧紧抱在怀里，眼泪掉在纸上，晕开了墨迹。那天晚上，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可我没把草稿纸扔掉——我想，总有一天，我要让他们知道，我能写出好东西。
考上高中那年，母亲哭了。她把家里攒了好几年的钱都拿了出来，又去村里的信用社贷了款，才凑够了学费。临走时，她往我包里塞了一小罐咸菜和一布袋玉米面，说：“在学校好好读书，别亏着自己，妈会想办法给你送钱。”我点点头，转身就走，不敢回头——我怕看见母亲的眼泪，更怕自己忍不住留下来。
高中的食堂比中学的好一点，有白面馒头卖，可我还是吃不起。我每天只买一个玉米面窝头，就着母亲腌的咸菜吃。有次我在食堂门口看到别人扔掉的半个馒头，犹豫了很久，还是捡起来擦了擦，偷偷塞进了口袋。回到宿舍，我躲在被窝里，一口一口地啃着馒头，眼泪混着馒头咽进肚子里——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心酸的馒头。
高中的功课更重了，可我还是坚持写作。我给杂志社投稿，把写好的稿子装进信封，贴上邮票，寄往遥远的城市。可大多石沉大海，偶尔收到退稿信，上面只有一句“稿件不符合要求”。我没放弃，退了稿就修改，修改完再寄出去。有次，我的一篇短文发表了，杂志社给了我五十块钱稿费。我拿着那五十块钱，跑到食堂，买了一份红烧肉和两个白面馒头，狼吞虎咽地吃下去。那是我第一次吃红烧肉，香得我眼泪都下来了。我把剩下的钱寄回了家，附了一张纸条：“妈，我挣钱了，你买点好吃的。”
高三那年，母亲病倒了。她常年累月地干活，又吃不饱饭，得了严重的肺病，咳得直不起腰。我接到消息后，连夜赶回了家。看着母亲躺在土炕上，脸色苍白，呼吸急促，我跪在炕前，哭得撕心裂肺：“妈，我不读书了，我回来照顾你。”母亲抓着我的手，摇了摇头，吃力地说：“建刚，别放弃，你……你要考大学，要出人头地……”我知道，母亲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我不能让她失望。
为了凑母亲的医药费，我趁着周末去工地搬砖。工地离学校有十几里路，我早上五点就起床，步行去工地，中午啃个窝头，下午接着干，晚上再步行回学校。第一次搬砖时，肩膀被磨得通红，晚上睡觉疼得睡不着，可看着手里攥着的几十块钱，我又觉得值了。那段时间，我白天上课，晚上去工地搬砖，周末回家照顾母亲，累得实在扛不住了，就在课堂上打盹。老师批评我，我也不辩解——我知道，我没有退路，只能往前冲。
高考结束那天，我走出考场，觉得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我坐在考场外的台阶上，望着天空，心里又期待又害怕。期待能考上大学，改变命运；害怕考不上，对不起母亲的期望。一个月后，录取通知书寄来了，我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大学。拿着通知书，我跑到母亲的病床前，大声喊：“妈，我考上大学了！我考上大学了！”母亲笑了，笑得眼泪都流了下来，她摸了摸我的头：“好，好，我的建刚有出息了。”
第三章大学：血与汗浇铸的日子
带着母亲的期望，我踏上了去省城的火车。火车开动时，我看着站台上的母亲，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黑点。我趴在车窗上，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我知道，这一去，我要独自面对更残酷的生活。
大学的校园很大，很漂亮，教学楼是崭新的，操场是塑胶的，学生们穿着时髦的衣服，谈笑风生。我背着母亲缝的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旧衣服和一本《童年》，站在校园里，像个异类。自卑的藤蔓又开始疯长，我低着头，快步走向宿舍，生怕别人注意到我。
宿舍是六个人一间的集体宿舍，室友们都是城里的孩子，穿着名牌衣服，用着新款手机，谈论着我听不懂的话题。他们第一次见我，打量我的眼神带着好奇和轻视。有个室友问我：“你是农村来的？”我点点头，没敢多说。晚上睡觉，他们嫌我身上有土味，把我的床位调到了离门最近的角落。我没反驳，只是默默地把铺盖铺好——我知道，在这里，我只能忍。
学费成了我最大的难题。母亲凑的钱和贷款只够交一半学费，学校天天催我交剩下的钱。我找遍了学校附近的地方，想找份兼职，可人家要么嫌我没经验，要么嫌我穿得太寒酸。有次我在食堂门口看到一张“有偿献血”的海报，上面写着“献血200毫升，补助200元”。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走进了献血车。护士问我是不是自愿的，我点点头，说：“我需要钱交学费。”针扎进胳膊里的时候，我没觉得疼，只想着“这下能交一部分学费了”。献血结束后，我拿着200块钱，跑到教务处，交了一部分学费。走出教务处，我觉得头晕目眩，差点摔倒——我知道，那是失血过多的缘故，可我没后悔。
献血的钱很快就花完了，我又开始找兼职。我在夜市摆过地摊，卖袜子、鞋垫、钥匙扣。每天晚上，我推着小推车去夜市，寒风里站到半夜，也卖不出几双袜子。有次遇到城管，我推着车就跑，袜子撒了一地，被人踩得脏兮兮的。我蹲在地上，一片一片捡那些沾满尘土的袜子，眼泪混着夜风砸在布料上。旁边的摊贩叹着气说：“小伙子，这行当不是你能扛的，换个活儿吧。”我没应声，把袜子塞进包里，推着空车往学校走。那天夜里，宿舍楼道的声控灯跟着我的脚步一亮一灭，我坐在台阶上数那些脏袜子，忽然想起母亲在黄土里捡米粒的模样——原来有些苦难，是会刻进骨头里的。
工地的活儿是同乡介绍的，在城郊的楼盘工地搬砖、扛水泥。包工头见我瘦得像根柴，本来不愿要，架不住同乡求情，才松口说“先试试，干不动就滚蛋”。第一天扛水泥，一百斤的水泥袋压在肩膀上，我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肩膀瞬间被磨得火辣辣地疼。中午歇工，我掀开衣服看，肩膀红得发紫，已经渗出血迹。同乡递来一瓶自来水，说：“抹点水，忍忍就过去了，咱庄稼人哪有不受罪的。”我接过水，往肩膀上浇，冰凉的水激得我一哆嗦，却让脑子里的眩晕清醒了些。
工地上管一顿午饭，是白面馒头配白菜汤。我每次都要两个馒头，狼吞虎咽地吃完，再把汤喝得一滴不剩，还要偷偷把工友剩下的馒头揣进怀里，留着当晚饭和第二天的早饭。有次揣馒头时被工头看见了，他一脚把我的馒头踢在地上，骂道：“穷疯了？这点便宜也占！”我没敢捡，眼睁睁看着馒头被踩成泥。那天晚上，我在宿舍啃着从家里带来的、已经发硬的玉米面窝头，咬得腮帮子发酸，忽然明白高尔基写阿廖沙偷吃面包时的滋味——饥饿从来不是简单的生理感受，是能啃噬尊严的野兽。
即便这样，学费的缺口还是填不上。辅导员找我谈过三次，说再交不上学费就要办理休学。我站在办公室里，手指抠着衣角的补丁，喉咙里像堵着黄土，半天说不出一句话。走出办公楼时，看见宣传栏里贴着“紧急献血”的通知，补助比上次多了一百块。我没犹豫，直接去了献血站。护士看着我的体检报告，皱着眉说：“你这身体刚献过血没多久，再献要出事的。”我扯着嘴角笑了笑：“没事，我命硬，扛得住。”那天献了300毫升，拿到300块钱，我先去食堂买了两个热馒头，就着咸菜吃下去，眼泪忽然就流了下来——原来能吃饱饭，竟是那时最奢侈的愿望。
写作的事只能挤在深夜。宿舍里的灯十一点准时熄灭，我就借着楼道的声控灯，趴在楼梯扶手上写。冬天的风从窗户缝钻进来，冻得手指僵硬，我就把手放在嘴边哈口气，接着写。写黄土塬的风，写母亲的布鞋，写工地上的水泥味，写献血时扎进胳膊的针头。有次写得太入神，声控灯灭了，我摸黑在纸上划拉，等灯再亮时，才发现字迹歪歪扭扭，像爬满了蚂蚁。我没扔，把纸折好塞进枕头套里——那些文字，是我在黑暗里攥着的唯一光亮。
大三那年，母亲托人捎来消息，说父亲把家里仅有的几亩地赌输了，还欠了一屁股债，催债的人把窑洞里的锅碗瓢盆都砸了。我接到消息时正在搬砖，水泥袋“哐当”一声砸在地上，溅了我一身灰。包工头骂着要扣钱，我不管不顾地往工地外跑，拦了辆三轮车往汽车站赶。同乡在后面喊：“你去哪儿？工钱还没结呢！”我没回头——钱没了能再挣，可母亲要是出事了，我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回到陕北时，窑洞口围了一群人，催债的正拽着母亲的胳膊，要把她拉去抵债。母亲头发花白了大半，比上次见时瘦得更厉害，却死死护着炕头那个装着我手稿的木匣子，嘴里念叨着：“这是我娃的东西，你们不能拿。”父亲缩在墙角，头埋在膝盖里，像只受惊的老鼠。我冲上去推开催债的人，把母亲护在身后，说：“钱我来还，别碰我妈。”催债的上下打量我，嗤笑道：“你这穷学生能有多少钱？别在这充好汉！”我摸出身上所有的钱，是刚结的工钱，一共三百二十块，递过去说：“我先给这些，剩下的我打工慢慢还，求你们先放过我妈。”
那天晚上，母亲坐在炕沿上，摸着我的肩膀，那里的伤疤还没好，又添了新的淤青。她哭着说：“建刚，是妈没用，是你爸造孽，拖累你了。”我抱着母亲，像小时候她抱我那样，说：“妈，不拖累，我能挣钱了，能养你了。”父亲在旁边咳了一声，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没开口。我看着他佝偻的背影，忽然没了恨，只剩一种麻木的疲惫——这个人毁了我的家，可他终究是父亲，是母亲不肯放弃的人。
回学校后，我找了两份兼职，白天上课，晚上去工地搬砖，凌晨再去早餐店帮工炸油条。有次上课实在太困，趴在桌上睡着了，被教授叫醒。教授看着我布满血丝的眼睛和手上的茧子，没批评我，只是递来一杯热水，说：“小伙子，别把自己逼垮了，知识才能真正救你。”我握着那杯热水，手指传来的温度顺着胳膊爬到心里，忽然想起《童年》里外祖母给阿廖沙的烤土豆——原来在苦难里，一点微小的善意，都能像火种一样燎原。
大学毕业那天，我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手里攥着毕业证，站在校园的银杏树下。同学们都穿着学士服拍照，笑着讨论去哪里工作，只有我孤零零的。我没拍毕业照，把毕业证揣进怀里，直接去了人才市场。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到“学历”的脆弱——招聘启事上密密麻麻的“有经验者优先”“本地户口优先”，像一张网，把我这个从黄土塬里钻出来的穷学生挡得严严实实。
我投了几十份简历，要么石沉大海，要么面试时被问得哑口无言。有次面试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助理，面试官看着我的简历，皱着眉说：“你写的这些东西太土了，全是农村的事儿，没人爱看。我们要的是能跟上潮流的作者。”我想反驳，说那些“土事儿”里有最真的生活，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连房租都快交不起了，没资格谈“真生活”。
毕业后的第一个月，我住在城中村的出租屋里，月租一百五十块，房间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床，墙壁上爬满了霉斑。有天晚上，房东来催房租，我掏遍全身只有三十块钱，房东指着我的鼻子骂：“穷鬼，交不起房租就滚蛋！”我连夜收拾东西，抱着那个装着手稿的木匣子，走在凌晨的街道上。路灯昏黄，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像极了母亲在窑洞口的剪影。那一刻，我忽然懂了高尔基写《在人间》时的迷茫——当生活把你摁在泥里，连呼吸都带着土腥味。
最终找到的工作，是在一家小公司做文员，月薪两千块，不管吃住。我搬进了公司提供的宿舍，是旧办公楼改的，八个人一间，上下铺，窗户对着垃圾堆，夏天苍蝇蚊子乱飞，冬天冷风直往被窝里钻。但我知足了，至少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能让我安安稳稳地写东西。
第四章风雨如晦：坍塌的生活与冰冷的人心
工作不算累，却磨人。每天对着电脑录入数据，复印文件，还要帮同事端茶倒水，干些杂活。同事们大多是城里长大的年轻人，午饭时聚在一起聊名牌包、新手机，我总是躲得远远的，要么啃自带的窝头，要么就着咸菜吃白米饭。有次同事结婚，大家都随了两百块礼金，我实在拿不出，只能找借口不去。后来听人说，他们在背后议论：“何建刚就是个铁公鸡，连人情世故都不懂。”我没辩解，只是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写作上——比起这些虚浮的热闹，文字更能让我安心。
攒了半年钱，我给母亲寄了一千块，附信说“我在城里挺好的，能吃饱饭，您别担心”。可没过多久，母亲就托人捎来消息，说父亲咳得厉害，躺炕上下不来了。我请假回陕北，带着攒下的所有积蓄——三千块钱。医院的医生说父亲是长期酗酒伤了肺，要住院治疗，押金就要五千。我站在医院走廊里，看着收费窗口上的数字，腿都软了。
我想到了亲戚。那些年母亲带着我去走亲戚时被拒之门外的画面还在眼前，可走投无路，只能硬着头皮去求。第一个找的是二舅，他开着个小卖部，日子过得不算差。我刚说明来意，二舅母就抢着说：“建刚啊，不是我们不帮你，你也知道，我们家孩子要上学，开销大，实在没闲钱。再说，你爸那是自找的，赌钱喝酒，谁能救得了他？”二舅坐在旁边抽着烟，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只是看着我，眼神里全是嫌弃。
我又找了几个亲戚，要么说“家里刚盖了房，欠着债”，要么说“孩子要结婚，钱都存定期了”，甚至有人直接关了门，连面都不愿见。有个远房表姐叹着气说：“建刚，不是我们心狠，你家这窟窿太大了，填不满的，你还是自己想办法吧。”我走出表姐家，陕北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疼。我蹲在黄土坡上，看着远处的窑洞，忽然明白母亲说的“人穷志不短”有多难——当你连亲人的冷眼都要承受时，志气早被磨得只剩渣了。
最终还是同乡凑了两千块，才给父亲交了押金。可住了没几天，父亲就偷偷溜出医院，回了家。我找到他时，他正坐在窑洞口抽烟，看见我就说：“别治了，浪费钱，我这条命不值钱。”我气得浑身发抖，却又无可奈何。那天晚上，我坐在炕沿上写东西，母亲坐在旁边纳鞋底，说：“建刚，别恨他们，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你好好写，将来写出名堂了，就没人敢看不起咱了。”我点点头，把眼泪咽进肚子里，在纸上写下：“黄土塬的风是冷的，人心比风更冷。”
回城里后，我更拼命了。白天上班，晚上去夜市摆地摊，卖些小饰品，攒钱想给母亲在城里租个小房子。有个经常来买饰品的姑娘，叫林晓，性格很开朗，总爱跟我聊两句，说我摆的饰品“有生活气”。我跟她说起我的写作，说起黄土塬的故事，她听得很认真，还说“你写的东西一定能火”。那是第一次有人这么肯定我，我心里像揣了个暖炉，连摆地摊的夜风都不觉得冷了。
我们慢慢熟了起来，她会给我带早饭，我会把写好的短文给她看。有次我鼓起勇气问她：“你不嫌我穷吗？”她笑着说：“穷是暂时的，可你身上有股韧劲儿，比那些只会啃老的城里人强多了。”那天我送她回家，路过街边的路灯，她的影子和我的影子叠在一起，我忽然觉得，或许生活真的会好起来，或许我也能拥有一段像样的感情。
我开始规划未来，想攒够钱就求婚，哪怕没有彩礼，没有房子，至少能给她一个安稳的家。可没过多久，林晓突然不联系我了。我去她单位找她，她同事说她辞职了，回老家了。我在她住的小区门口等了三天，终于等到她，她却躲躲闪闪地说：“我爸妈不同意，说你家太穷，还有个赌鬼爹，我……我不能跟你受苦。”我看着她转身的背影，想说“我会努力挣钱的”，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连给父亲治病的钱都没有，凭什么让她跟着我受苦？
那天晚上，我在夜市摆到半夜，把所有饰品都贱卖了，拿着钱去买了一瓶白酒，坐在宿舍的床沿上喝。酒是劣质的，辣得嗓子疼，却能让心里的疼轻一点。室友嫌我酒味大，骂骂咧咧地蒙头睡了。我看着窗外的月亮，忽然想起高尔基写的“在黑暗中，即使是一线微光，也常常能使航手找到北极星”，可我的微光，怎么就灭了呢？
工作上也出了岔子。公司要裁员，老板找我谈话，说“你性格太闷，不适合团队合作，还是另谋高就吧”。我知道，这只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我不懂讨好上司，不会跟同事拉关系。走出公司大门，我看着来往的车流，忽然觉得自己像个多余的人，在这座城市里找不到一点立足之地。
失业后的日子更难了。宿舍不能住了，我只能搬到更便宜的城中村，每天靠啃馒头、喝自来水度日。为了活下去，我去给人送外卖，不管刮风下雨，只要有单子就接。有次下大雨，我骑着电动车送外卖，在路口摔了一跤，餐盒撒了一地，膝盖磕得鲜血直流。顾客不仅没要赔偿，还递给我一张创可贴，说：“小伙子，慢点骑，别摔着。”我接过创可贴，眼泪忽然就下来了——陌生人的一点善意，竟比亲人的冷眼更让人心暖。
送外卖的间隙，我依然在写。我把外卖箱当成书桌，在等餐的间隙写，在送完餐的路边写。有篇写母亲种地的短文，被一家文学杂志看中，给了我五百块稿费。我拿着钱，第一时间给母亲寄了三百，剩下的两百，买了一身新衣服——那是我毕业后第一次穿没有补丁的衣服。
就在我以为生活要慢慢好起来的时候，一场更大的灾难砸了下来。有个自称“文化公司老板”的人找到我，说看中了我的文笔，想跟我合作出版一本书，还说能给我十万块稿费，但需要我先垫付一部分“排版费”和“印刷费”。我当时正急着用钱给母亲治病，又想着终于能实现作家梦了，没多想就答应了。
他先是让我交五千，说“走流程”，过几天又说“出版社要保证金”，让我交三万。我把送外卖攒的钱全拿了出来，不够，又找同乡借了两万。可没过多久，他又说“出了点意外，需要补十万才能继续”。我急得团团转，想起之前送外卖时认识的一个老板，他曾说过“有困难可以找他”。我硬着头皮去找他，他很爽快地借了我十万，还说“年轻人有梦想就该支持”。
可当我把钱打过去后，那个“老板”就消失了，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我去他说的公司地址找，根本就是个空房子。我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那笔钱，加上之前借的，一共二十三万——对我来说，是天文数字。
我蹲在空房子门口哭了很久，路过的人指指点点，我却不在乎了。我想起自己帮过的那些人：同事家里有事，我替他加班到半夜；同乡生病，我把攒的钱全借给他；连陌生人问路，我都怕他走丢，亲自送过去。可当我出事时，亲戚躲着我，朋友避着我，那些我帮过的人，更是连影子都看不见。我给之前借我钱的老板打电话，想跟他解释，他却冷冷地说：“我不管你是被骗还是怎么了，三个月内必须还钱，不然我就去法院告你。”
那天晚上，我在城中村的出租屋里，把所有的手稿都翻了出来，一页一页地看。那些写满苦难的文字，此刻像一把把刀子，割得我心口疼。我想起高尔基在《我的大学》里写的：“苦难是一所最好的大学。”可这所大学，给我的不是知识，是遍体鳞伤。
为了还钱，我什么活都干。去工地扛水泥，去码头卸货物，去殡仪馆守夜……最累的时候，我一天只睡三个小时，瘦得只剩九十斤。有次在码头卸货物，我扛着一百五十斤的箱子，没走几步就晕倒了，醒来时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医生说我是过度劳累，再这样下去会没命的。我谢过医生，偷偷溜出医院，接着去干活——我不能死，我还欠着钱，还没让母亲过上好日子，还没实现作家梦。
母亲不知道我被骗的事，只是觉得我越来越瘦，每次打电话都问“是不是没吃饱饭”。我总说“没事，工作忙，过段时间就好了”。有次她托人捎来一双新做的布鞋，说“天凉了，穿这个暖和”。我捧着布鞋，摸着密密麻麻的针脚，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在煤油灯下纳鞋底的模样。灯光昏黄，她的影子投在土墙上，像一株弯折却不肯倒下的玉米秆。我把布鞋套在脚上，大小正好，鞋底踩着地面的触感扎实得让人心安，可眼泪却忍不住砸在鞋面上——我穿着母亲的心血，却在城里活得像条丧家之犬。
还债的日子像一条没有尽头的隧道，我在黑暗里拼命往前爬，却总也看不到光亮。有次在工地扛钢筋，脚下一滑，钢筋砸在脚背上，疼得我当场昏了过去。醒来时，脚已经肿得像个馒头，医生说要休养一个月，不然可能落下残疾。可我哪敢休养？第二天就拄着拐杖去夜市摆地摊，卖些从批发市场淘来的小玩具。有个小孩指着我的拐杖笑，他妈妈赶紧把他拉走，说：“别跟残疾人说话。”我握着拐杖的手青筋暴起，却只能把头埋得更低——在苦难面前，连愤怒都显得苍白无力。
就在我以为自己要被债务压垮时，父亲突然来了城里。他穿着母亲给他缝的旧棉袄，头发乱得像鸡窝，手里拎着一个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一小袋晒干的红枣。他站在我摆地摊的夜市口，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不敢靠近。我看见他时，愣了愣，心里的火气先涌了上来，刚要开口骂，却看见他冻得发紫的耳朵和皲裂的手指，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那天晚上，我带他回了出租屋。他看着墙上的霉斑，又看了看我肿着的脚，突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了个响头：“建刚，爸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妈……”我赶紧把他扶起来，他的肩膀抖得厉害，哭得像个孩子：“我在村里听人说你被骗了，还欠了好多钱，就把家里最后一点红枣卖了，凑了五百块钱，想来给你搭把手……”我看着他手里皱巴巴的五百块钱，忽然想起小时候他摔碎的土碗、踹翻的米缸，那些积攒了几十年的恨意，竟在这一刻淡了些——他再不堪，也是生我的人，是母亲牵挂了一辈子的人。
父亲在城里找了份扫大街的活儿，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晚上踩着月光回来。他把每个月的工资都交给我，说：“你拿去还债，爸能养活自己。”有次我下班回来，看见他在啃我剩下的半个窝头，就着自来水吃。我鼻子一酸，跑去食堂买了两个热馒头，递给他：“爸，吃这个。”他接过馒头，手都在抖，却掰了一半给我：“你也吃，你干活累。”那天晚上，我们父子俩坐在出租屋的小板凳上，就着一盏昏黄的台灯吃馒头，没人说话，可空气里的僵硬却散了许多。我忽然懂了高尔基写外祖父晚年忏悔时的笔触——人性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就像黄土塬的土地，既长庄稼，也长杂草。
可安稳日子没过多久，母亲就来了电话，说父亲在村里欠的赌债又找上门了，催债的人把窑洞的门都砸坏了。父亲听完电话，整个人都垮了，坐在地上抱着头哭：“我怎么就这么浑啊，怎么就改不了啊！”我看着他，心里又气又疼，却只能安慰他：“没事，我来想办法。”那天晚上，我翻遍了所有的口袋，只找到三百块钱，又找工友借了两千，给母亲寄了回去。躺在床上，我盯着天花板，忽然觉得命运像个恶作剧的孩子，总在你以为能喘口气的时候，给你狠狠一巴掌。
为了尽快还债，我找了份晚上的兼职，在酒吧当保安。酒吧里灯红酒绿，震耳欲聋的音乐能把人的骨头都震酥。我穿着黑色的保安服，站在门口检查身份证，看着那些穿着光鲜的男男女女进进出出，忽然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与这座城市的繁华格格不入。有次遇到醉酒的客人闹事，我上前阻拦，被他一拳打在脸上，鼻血瞬间流了下来。客人骂道：“你个臭保安，也配管我？”我擦了擦鼻血，没还手——我知道，我赔不起。那天晚上，我在酒吧的卫生间里，看着镜子里满脸是血的自己，忽然想起高中时被同学嘲笑“穷酸样”的画面，原来有些屈辱，是这辈子都躲不掉的。
就在我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时，之前发表过我短文的文学杂志编辑联系了我，说想给我做个专访，还问我有没有出版长篇小说的打算。我握着手机，手都在抖，激动得说不出话。挂了电话，我跑到出租屋外面的空地上，对着陕北的方向大喊：“妈，我能出书了！我能当作家了！”父亲听见声音，从屋里跑出来，看着我笑，眼里闪着泪光。
我开始没日没夜地写长篇小说，把自己的经历、母亲的坚韧、父亲的悔恨、黄土塬的苦难，全都写进书里。白天在工地干活，晚上在酒吧当保安，只有凌晨那几个小时，才能坐在出租屋的小板凳上写作。父亲怕打扰我，每天晚上都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抽烟，等我写完了才进屋睡觉。有次我写到母亲在黄土里捡米粒的情节，眼泪滴在纸上，晕开了墨迹。父亲递来一张粗糙的纸巾，说：“写吧，把咱的苦都写出来，让别人知道咱庄稼人是怎么活的。”
小说写了整整一年，改了八遍，终于定稿了。编辑看了很满意，说：“这本书里有血有肉，有苦难，更有力量，一定能火。”我抱着厚厚的手稿，像抱着自己的孩子，激动得一夜没睡。我以为好日子终于要来了，以为能还清债务，能让母亲和父亲过上安稳的日子，以为能实现自己的作家梦。
可命运又给了我一记重锤。就在出版社准备排版印刷的时候，那个骗了我的“文化公司老板”突然又出现了，说他手里有我的“黑料”，如果我不给他十万块封口费，他就去出版社造谣，说我的小说是抄袭的。我气得浑身发抖，骂他“无耻”，可他却笑着说：“你要是不想一辈子都当不了作家，就乖乖给钱。”我看着他丑恶的嘴脸，忽然觉得浑身发冷——原来人心可以坏到这种地步。
我没有十万块，只能去求出版社的编辑，跟他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编辑皱着眉说：“建刚，我相信你，可出版社怕担风险，这书……可能暂时没法出版了。”我站在出版社的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手里的手稿重得像块石头。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作家梦，像个泡沫，被现实戳破了。
父亲知道后，没骂我，也没安慰我，只是默默地去工地找了份更累的活儿——挖地基，每天能多挣五十块。他说：“建刚，没事，爸还能扛，咱再攒钱，总有一天能出书。”我看着他佝偻的背影，眼泪掉了下来。那天晚上，我把所有的手稿都锁进了木匣子，放在床底下——我怕自己再看一眼，就会彻底崩溃。
还债的压力越来越大，那个借我钱的老板天天打电话催债，说再不还钱就起诉我。我走投无路，只能去找那些我帮过的人。有个同事当年家里人生病，我借了他五千块，现在他却翻脸不认人，说：“我什么时候借你钱了？你别讹人！”有个同乡当年找工作，是我托关系帮他进的厂，现在他却说：“建刚，不是我不帮你，我家里也困难，实在没钱。”我跑了一天，没借到一分钱，反而受了一肚子气。坐在路边的台阶上，我看着来往的车流，忽然想起高尔基写的“当你感到痛苦时，就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痛苦就会减轻一半”。可我拿起笔，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痛苦太多了，已经溢满了心脏，写不出来了。
就在我以为自己要被生活彻底击垮时，母亲来了城里。她背着一个布包，里面装着自己种的土豆和玉米，还有几件换洗衣服。她看着我肿着的脚、父亲佝偻的背，还有出租屋里的霉斑，没哭，只是摸了摸我的头：“建刚，咱回家，回陕北，城里不好待，咱就回黄土塬种地，总能活下去。”我抱着母亲，哭得像个孩子：“妈，我对不起你，我没让你过上好日子，还欠了那么多钱。”母亲拍着我的背：“没事，钱能慢慢还，人好好的就行。”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挤在出租屋里的小床上，母亲在中间，我和父亲在两边。母亲给我们讲黄土塬的事，说今年的玉米长得好，土豆结得大，说村里的老槐树又开花了。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睡得很沉，很久没有这么安稳过了。我梦见自己回到了黄土塬，和母亲一起在地里种地，和父亲一起在窑洞口晒太阳，手里还拿着出版的小说，封面上写着“何建刚著”。
第五章黄土塬的根与文字的魂（四十岁的回望）
回陕北的那天，天很蓝，黄土塬的风刮在脸上，带着熟悉的尘土味。走在进村的土路上，看着远处的窑洞、近处的庄稼，还有村口的老槐树，我忽然觉得心里踏实了许多——不管走多远，黄土塬才是我的根。
母亲把窑洞收拾得干干净净，炕上铺了新的干草，墙上挂着晒干的玉米棒子和红辣椒，又恢复了以前的模样。父亲每天跟着母亲去地里种地，虽然还是偶尔会犯懒，可再也没去赌过钱。他说：“这辈子对不起你们娘儿俩，后半辈子就好好种地，赎罪。”我看着他在地里挥锄头的背影，虽然佝偻，却比以前挺拔了许多——原来人只要有了牵挂，就能改邪归正。
我在村里找了份代课老师的工作，教孩子们语文。看着孩子们纯真的笑脸，听着他们朗朗的读书声，我忽然觉得心里的阴霾散了许多。课余时间，我又拿起了笔，开始写东西。没有了城里的喧嚣，没有了还债的压力，我的文字变得更沉稳了，写出的黄土塬，更有味道了。
有次给孩子们讲高尔基的《童年》，讲到阿廖沙在苦难中成长的故事，孩子们听得很认真。有个小女孩举手问：“老师，苦难是不是很可怕？”我摸了摸她的头，说：“苦难不可怕，可怕的是被苦难打败。就像黄土塬的庄稼，经历了风吹日晒，才能结出饱满的果实。”孩子们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我却想起了自己的经历——那些吃过的苦、受过的罪，不正是滋养我成长的土壤吗？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慢慢还清了债务。母亲的身体也好了些，不再像以前那样咳得直不起腰。父亲每天晚上都会坐在窑洞口抽烟，跟我聊地里的庄稼，聊村里的事。有次他说：“建刚，你写的那些东西，能让外面的人知道咱黄土塬的事吗？”我点点头：“能，一定能。”他笑了，笑得很满足。
四十岁生日那天，我一个人坐在窑洞口，看着黄土塬的日落。夕阳把天空染成了橘红色，远处的山峦像幅水墨画。我想起了1984年7月10日那个炎热的午后，母亲在窑洞里生下我；想起了初中时饿着肚子上课，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想起了大学时卖血、摆地摊、搬砖；想起了被骗后走投无路的绝望；想起了母亲的坚韧、父亲的忏悔、陌生人的善意。
这些年，我哭过、笑过、绝望过、也希望过。我没结婚，没房子，没存款，还是个穷困潦倒的代课老师，可我不后悔——我守住了母亲，守住了父亲，守住了黄土塬，更守住了我的作家梦。
晚上，母亲给我煮了碗鸡蛋面，父亲给我倒了杯自家酿的米酒。我端着碗，看着母亲和父亲，忽然觉得很幸福。我说：“爸，妈，我想把这些年的经历写成一本书，就叫《黄土塬上的年轮》。”母亲笑着说：“好，妈给你纳双新布鞋，你穿着写。”父亲也笑着说：“爸给你种最好的玉米，让你有力气写。”
我看着他们的笑脸，眼泪掉了下来，却笑着擦了擦。我想起高尔基在《我的大学》结尾写的：“走你的路吧，摔倒了就站起来，别人会笑话你，但也会帮助你。”是啊，我的路还很长，或许还会遇到风雨，或许还会经历苦难，但我不怕——我有黄土塬的根，有文字的魂，有母亲的爱，有父亲的忏悔，这些就足够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煤油灯下，拿起笔，在纸上写下：“1984年7月10日，我生于陕北榆林的黄土塬。我的人生，像黄土塬上的玉米，在风雨中扎根，在苦难中生长。我叫何建刚，我是黄土塬的儿子，我是文字的信徒。”
窗外的风刮过老槐树，叶子沙沙作响，像是在为我鼓掌。我知道，我的故事还在继续，我的文字，也还在生长。就像黄土塬上的庄稼，不管经历多少风雨，总会在春天发芽，在秋天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