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岁月里的故事（第一章）
逝去岁月里的故事
作者：刘又新
一、引子
不知过了多少个寒暑，窗外的孤松被烟尘蒙罩已经见不到本皮色了。一场春雨过后，万物复苏的时候，上级政治部拿来了油墨味儿浓郁的干部简历表要我填报，还要附上二寸新照。手头因多年无照片，只好去重新拍摄。当照片到手的时候我并不吃惊，似乎感到照得还很是“如实反映情况”，除了黑白发间半就是额头上一直到顶端只剩下稀疏的几根头发了。我并没什么伤感，一切都很自然，但却勾引了我一生的往事，我为之惋惜的是流去的时光再也无法复返。生命，汗水，泪花，与时光一起流逝。要记下这些吗？也许几年以后，看到这些无聊的东西，会什么都不是，也许几十年以后儿孙们看了莫名其妙，会弄出大笑话来。
顾虑还是有的，从未写过什么东西，只念了几年书，至今标点符号还要请他人帮助校订的人岂不是有点轻狂呢？我是这样揣摩自己的。如果自我解嘲的话，倒也好说。这并不是给外人看的，连我的儿孙在内，他们都有各自的繁重工作，哪有闲暇品味唠叨这些东西呢？我只是用我自己的生命、泪花和汗水记下我自己走过的路。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在这段路上，我有义务向党、向我的母亲--人民汇报我走过的路。
走过了的路还能再重走吗？
越过了坎坷道路的两脚再上路时会更觉轻捷！
路，是走不到尽头的，要一步一步坚强的走下去！
二、苦难的童年
一九二七年，东北，一个闭塞的、不到三十户人家的小村子，似乎还不明白这些。人们，苦难深重啊。整天价浸没在泪水煎熬中生活。一个普通的小生命出生了，这家又添了一个“吃食货”。这一天是1927年5月25日（农历丁卯年四月二十五日），地点在S城北三十里的上蒲河村北街地主刘八爷家的西门房里。这一天恰逢农历“小满”，这个“吃食货”的乳名又叫“小满”，就是我。
我们家姓刘，这位刘八爷虽然也姓刘，但与我们家并非一枝的亲戚。我家是从山东逃荒来的，叫“逃荒刘”。刘八爷则是当地不算大的地主，按S城的方言，叫做“闷头财主”。刘八爷的真名已无从考据了，地主嘛，在当时就要加上个“爷”字。“有钱的王八大三辈儿吧”显得尊贵些。不过村里人心里有数，“刘八爷”一家子最怕的一句话是“蒙古子”，甚至忌讳到，古、鼓、蒙之类的音节。我小时候没少为这个被挨打，被扭胳膊，打脖溜子。直到长大些懂事了才听说。这个刘八爷损人利己缺德了八辈，快五十岁也没个儿子。突然某天冒出来个能满街跑却不会讲汉语的儿子。原来，刘八爷用老白干灌醉了两个贩牛的边外蒙古族人，然后用骰子打赌，巧夺了两个蒙古人准备贩往沈阳的几头牛，两个淳朴的蒙古人输红了眼，最后以不到十岁的儿子押注，想挽回败局，结果又被刘八爷赢了。据说刘八爷还很“够朋友”第二天送两位蒙古人上路时还给了他俩点盘缠钱，否则这两位还不知怎么爬回去呢。村里有几个输得很惨的赌棍都猜说刘八爷的骰子有猫腻，但是如何的猫腻谁也说不准。反正刘八爷整个的七间大瓦房，后坡的一片高岗地都是靠赌骰子“赢”来的。村里人都咒他：别看今天“闷头小”，早晚“砍头又搭背”。但直到刘八爷死了，也没见他生过什么“砍头疮”或是“搭背”。顶多是个“大头翁”或者“杨梅升天”死的吧，这是后话。
我们家能住上刘八爷的西门房，也算是“偏得”了吧。后来听妈妈说分析有几个原因。一是刘八爷的家丁不兴旺，那个年月天下不太平，上蒲河这个小村子虽然离S城才三十里地，但像烂疮一样的道路实在难行，走上整一天能到S城算是快的。因此，官兵是不大下乡的。所以“胡子”们常出来打家劫舍，在西北街的空旷村边有个租房子的作伴起码没啥坏处。二是每年的房租也是笔收入，即便你没钱没粮也可以用帮干农活来抵租。三是房屋外的拉爬架子等农具需要人来帮助照看。更重要的是刘八爷从蒙古人那里“赢来”的一圈牛，虽然每天圈门都要打楔子，上吊锁，但仍需要有人照看，防止被偷。西门房的租户自然也责无旁贷。这是刘八爷的一箭三雕。尽管条件苛刻，可我们这外乡人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应承下来勉强住下凑合过吧。不过老话说的“穷搬家，富挪坟”，好景不长，我的大妹（小我两岁）出生前，我们就被迫迁出，搬到村子东头的破落地主“尤二屁”家的东屋。
地主刘八爷的门房给我留下的印象不能说不深刻。三十年后，妈妈患病卧床，彻夜不能入睡，喘息之余，咽口白水，总是滔滔不绝的给我诉说这段生活。我当时还纳闷，妈妈为什么对这段往事记得深刻，耿耿于怀，为什么又在她身患不治之症的肝癌晚期，忍受着剧痛反反复复地讲述这段苦难生活，那时我还年轻，分不清妈妈讲时流的泪是痛楚的、心酸的，还是在解放几年后，过上了她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看到了她亲手抚育的一大群儿子女儿成了人，走上了革命道路而流下欣慰、激动的泪！亦或这些兼有罢。年轻，心粗，没有细问，留下无法弥补的空白，至今尤为悔过。
妈妈说，我出生时正值“小满”，那天阳光明媚，很暖和。村前村后庄稼已出青，到了铲头遍地季节了。甸子上的青草已经长出好几片叶，最早长出的小黄花开始摇曳在风中，“曲麻菜”、“车轱辘草”、“铲刀菜”也都出土很高了。妈妈常说：“我四儿子生下来就是个好时节，一个属兔的，生下来不冷不热的，野菜有的是吃。”这对穷人来说，也确实难得，总比竖着脖子挨饿强！那么丰富的野菜，总不会饿死人吧，也明白粮食粒更珍贵，它一定比野菜贵许多倍。这个比值我虽然至今也换算不明白，但我从小留下的记忆是，哪天吃饭时不慎掉下饭粒，哪怕就一粒！顷刻间脑门上一定会遭到突然而来敲下重重的一筷子，打得脑袋嗡嗡的，随之而来是爸爸的严厉训斥，甚至连饭碗都被夺下去，以示惩罚。更多的所谓吃的是我每天顿顿都要大口大口吃的野菜。吃野菜时是可以掉下桌的，因为下面的小鸡、小猪还可以接着“同餐”。
“曲麻菜”在东北穷人家里的地位是从不降格也不会升格的。人吃、猪吃，剁碎了喂鸡吃，一律“平等”。像我这样的命，在吃野菜上并不比猪、鸡高贵，所不同的是吃前要洗上两遍，有时要煮熟吃，再特殊一点的话，可以蘸着大酱吃罢了。就这样，到了六、七岁该上小学的年龄了，还是一个“大肚子、小细脖、走起路、像筛萝。”所少年后，我的一些“洋同学”们仍然这样嘲笑我。
即便是这样的生活，也无法一直保持下去。做雇农的爸爸冬天是没有收入的。东北的冬季漫长，粮食归仓后，地主老财们会陆续把“扛活的”把式一一辞退。话说得够好的，“爷们，快到冬月啦，也该回家看看啦，准备过年吧，明年再说。”抗大活的只好拖着疲惫的身体，结束一年的牛马生活，回到自己家“煨冬。”也有极少数“全能手”被地主留下来，干上“冬三月”，一般是车老板、推碾子磨的、做豆腐的和大猪倌等人。但“冬三月”的工钱却少得可怜，能买双皮靰勒就很不错了。爸爸虽然先后给地主家抗过六、七个“大年做”，但对做庄稼活还远远不够全能，使唤牲口不算里手，推碾子也不行，因为推碾子的主要靠簸箕功，簸箕功不行再有力气也没用。这倒不是他天生笨拙，也许有他童年的处境和烙印，或客观上的离世条件所决定吧。他有他的处事哲学。我听到的不多，做为晚辈也没有资格谈论这些事。
妈妈是文盲。在那个十足成色的封建社会，我的外祖父翘起手指激动的称赞：“女子无才便是德”，他丝毫不为此赶到汗颜，更谈不上内疚了。但伴随了妈妈一辈子人世间的坎坷、劳累、心酸，反倒愈发激发出她要强的心，使她不同于一般的农村妇女。她能讲许许多多有声有色的故事，直到行将就木仍未讲完。这大概是我记忆中“刘家史”最主要的篇幅吧。至于故事中主要人物及情节的真实可靠程度，我敢断言是绝对可信的。正如妈妈一生为人真诚，像一块晶莹无暇的玉石，永远坚而不脆、洁而不腐，光彩照人，见了一面就永远不会忘记。
爸爸为了在数九寒冬能捞到一点零花钱，在搭好了柴禾垛，推好了“冬米”后，急急忙忙穿上半旧且不大合体的蓝棉袍子，向祖母告别，只身一人去“跑江北”。为此行，妈妈提前几天忙忙碌碌打点行头，又免不了的紧张、凄然。不仅因为此行要数月之久，更令她发愁的是诸多难事完全要靠她一个人去面对，一副副的重担要靠她--一个三十几岁的瘦弱女人的肩膀来挑起。我在多少年后想起这些始终找不到好的答案。譬如，一家人的口粮根本不够吃到年底，怎么过下个年？所谓的一垛柴禾不过是一垛冻秫杆，青帮子的秫杆填到土灶坑里压根不起火苗，妈妈常常是跪在地上，吹呀吹，被烟熏火燎得双泪长流，两个眼圈红红的。即便如此一锅小米稀粥也要熬上个把钟头才开锅。老奶奶是多年的瘫子，只能坐在炕头做些针线活，下地连一步也不能走动，万一有个天灾病压如何是好？一大群孩子--在我之前已经有了三个哥哥，不是这个光腚就是那个光脚，整天在饥饿和寒冷中嚎叫、、、、、、。村子里地头蛇、三眼狗、小闷头一类的坏蛋还不时的逼债、要捐、催税，而家中连一个铜板都没有啊，这可怎么办？
这些苦难也磨炼出妈妈的性格，天不怕，地不怕，只要有两只手就能挣扎，我们就是这样挣扎着活下来的吧。活着有诸多不一样。譬如，有人很怕冷，有人就不那么怕冷，也许有着天然的生理差异，否则真的解释不了我为什么能在地主刘八爷的西门房里度过无情的严冬而没被冻死！妈妈说我最大的幸运就是老奶奶的被套片，虽然已经破烂得不成样子，但还算柔软，老奶奶整天价用它裹着我抱在怀里摇啊摇，以麻醉我饥饿的小胃肠，待我哭乏了后自行睡去。这是我活下来唯一的舒适。屋子里真冷，西大山墙满满的冰碴，窗户纸被凝结着厚厚的冰霜遮盖，使本就昏暗的屋子里更加灰暗。熬啊熬，熬到春来。老奶奶不知流了多少辛酸的泪水，过了许多年她还对人诉说：“我那可怜的小孙子那一年小脸蛋上冻出了潦紫大疱”。几十年后我儿子做了军医，才跟我解释，当年的“潦紫大疱”是二度冻伤！